第04节 吃事三篇（第8/9页）

大概是1961年的春节吧，政府配给我们每人半斤豆饼，让我们过年。领取豆饼的场面真是欢欣鼓舞的场面。有的人，用衣襟兜着豆饼，一边往家走，一边往嘴里塞。我家邻居孙大爷，人没到家，就把发给他家的豆饼全都吃光了。他一到家就被老婆孩子给包围了，骂的骂，哭的哭，恨不得把他的肚皮豁开，把豆饼扒出来。可见爱在饥饿的人群里，要大打折扣。孙家大爷躺在地上，面如灰土，眼泪汪汪，一声不吭，任凭老婆孩子撕掳踢打。孙家大爷当天夜里就死了。他吃豆饼太多，口渴，喝了足有一桶水，活活给胀死了。那时我们的胃壁薄得如纸，轻轻一胀就破了。孙大爷死了，他的老婆孩子，没掉一滴眼泪。多少年后提起来，孙大奶奶还恨得牙根痒痒，骂老头子吃独食，连一点人味都没有，死不足惜。这次年关豆饼，胀死了我们村十七个人，教训很深刻。后来我在生产队饲养室里喂牛，偷食饲料豆饼时，总是十分节制，适可而止，生怕蹈了孙大爷的覆辙。

那几年里，母亲经常对我们兄弟讲述她的一个梦。她梦到自己在外祖父的坟墓外边见到了外祖父。外祖父说他并没有死去，他只是住在坟墓里而已。母亲问他吃什么，他说：吃棉衣和棉被里的棉絮。吃进去，拉出来；洗一洗，再吃进去；拉出来，再洗一洗……母亲狐疑地问我们：也许棉絮真的能吃？

度过60年代初期，往后的岁月还是苦，但比较起来就好多了。"文化大革命"期间，村里经常搞忆苦思甜运动，大家一忆苦，总是糊糊涂涂地忆到1960年。一忆到1960年，干部们就跳起来喊口号，一是要打倒苏修，二是要打倒刘邓，干部们说1960年的饥荒是刘邓串通了苏修卡中国人的脖子造成的。我们明知道这是胡说，但谁也不去装明白。

一直到了70年代中期，还是不能放开肚皮吃，但比较1960年那是好多了。我从小饭量大，嘴像无底洞，简直就是我们家的大灾星。我不但饭量大，而且品质不好。每次开饭，匆匆把自己那份吃完，就盯着别人的饭碗号啕大哭。母亲把自己那份省给我吃了，我还是哭。一边哭着，一边公然地抢夺我叔叔的女儿的那份食物。那时我们尚未分家，一家老小，有十三口之多。在这样的大家庭里，母亲是长媳，一直忍辱负重，日子本来就很难过，我的无赖，更使母亲处境艰难。夺我堂姐的食物吃，确是混账。我婶婶的脸色难看，说出的话像毒药一样，一句句都是冲着母亲来的。母亲只好骂我，向婶婶赔礼道歉。这是我一生中最坏的行为，至今我也不能原谅自己。长大后我曾向堂姐说起过此事，她淡然一笑，说不记得了。

母亲常常批评我，说我没有志气。我也曾多次暗下决心，要有志气，但只要一见了食物，就把一切的一切忘得干干净净。没有道德，没有良心，没有廉耻，真是连条狗也不如。街上有卖熟猪肉的，我伸手就去抓，被卖肉人一刀差点把手指砍断。村里干部托着一只香瓜，我上去摸了一把，被干部一脚踢倒，将瓜砸在头上，弄得满头瓜汁。那些年里，我的嘴巴把我自己搞得人见人厌，连一堆臭狗屎都不如。吃饱了时，我也想痛改前非，但一见好吃的，立刻便恢复原样。长大后从电视上看到鳄鱼一边吞食一边流泪的可恶样子，马上就联想到自己，我跟鳄鱼差不多，也是一边流泪一边吃。在家里如此，出去也如此。我去偷生产队里的马料吃，被保管员抓住，将脑袋按到沤料的缸里，差点呛死。我去偷拔人家的萝卜，被抓住，当着数百名民工的面，向毛主席的画像请罪。我去生产队的花生地里偷扒刚种下的花生吃，中了药毒，差点要了小命——花生米是用剧毒农药浸泡过的。至于偷瓜摸枣，更是常事。有时被捉住，有时捉不住。被捉住就挨顿揍，捉不住就如同打了一个大胜仗。有一次我去偷临村的西瓜，被看瓜人发现，那愣头青端起土炮就搂了火，扑通一声巨响，惊天动地，打倒了一片玉米，吓得我屁滚尿流。想跑，腿挪不动，被人家当场活捉，用土炮押送到学校去，成了轰动学校的新闻。与吃有关的恶心经历窝囊事，写成文那真叫罄竹难书。这几年在远离家乡的地方，偶尔也敢人模狗样一下，但一回到家乡，马上就像一条挨了痛打的狗，紧紧地夹起尾巴，生怕一翘尾巴引起乡亲们的反感，把我小时候那些丑事抖搂出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