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卡珊德拉（第3/9页）

我没有女朋友。

甚至我母亲都开始对此评头论足。

一定是从什么地方令我产生了这个念头和这个名字，不过我已经不记得了。我只记得自己在练习册上写下“卡珊德拉”。然后，我小心翼翼地，什么也不说。

“卡珊德拉是谁？”斯卡利在校车上问。

“不是谁。”我说。

“她肯定是某个人。你在数学练习册上写了她的名字。”

“只是我在假期滑雪时遇见的一个姑娘。”一个月前，我和母亲，还有我的阿姨和表兄弟们去奥地利滑雪了。

“我们能见她吗？”

“她是赖盖特人。我希望能。”

“嗯，希望如此。你喜欢她？”

我停了下来，等了一段我自认为合适的时间，接着说道：“她实在很擅长接吻。”接着斯卡利大笑起来，罗伯想知道我们是不是有过一个法式湿吻，得用上舌头的那种，我说：“你们觉得呢？”到那天结束之前，他俩都相信了有这么一个人。

我母亲很高兴我遇上了某个人。对于她的问题，比如说卡珊德拉的父母是千什么的之类，我就只是耸耸肩。

我和卡珊德拉“约会”过三次。每次约会时，我就乘火车去伦敦，然后自己一个人去电影院。这事儿以它自己的方式，令人激动。

我俩的第二次约会（实际上，我是一个人在莱斯特广场看《摩登保姆》），在我告诉母亲的版本中，基本上就是手拉着手一起看被她称作“图画”的画展，但在我不情愿地向罗伯和斯卡利（以及在整个周末中，还有其他几名学校的朋友，他们从号称说要保守秘密的罗伯和斯卡利嘴里听到传闻，想来向我证实真伪）吐露的版本里，这一天实际上是我丧失童贞的纪念日，地点是卡珊德拉的姑姑在伦敦的公寓里，她姑姑不在家，而她有把钥匙。我手里有（作为证据的）一小袋避孕套，少了一个，是被我丢掉的，还有一组四张黑白照片，那是我第一次去伦敦时找到的，它被遗弃在维多利亚车站照相亭的篮子里。照片上的姑娘和我同龄，有一头长长的直发（我不太确定它的颜色，深棕色？红色？浅棕色？），相面非常友善，有些小雀斑，不算难看。我将照片放在口袋里，带去艺术班上，给第三张照片画了一张素描像。我最喜欢这张，她半侧着脸，看起来就像在呼唤薄幕后的某个看不见的朋友。她看起来很甜美，富有魅力。假如她能是我女朋友，我会很开心的。

我将素描挂在卧室墙上，我可以从床上看到的地方。

在第三次约会（那天看的是《谁陷害了兔子罗杰》）之后，我将一个坏消息带到学校里：因为卡珊德拉父亲工作的关系，他们全家人要搬去加拿大（至少从我耳朵里听来，这地方比美国更可信一点），我大概得有很长时间见不到她了。我们不算真的分手，但我们得面对现实问题，那时候越洋电话对青春期的孩子们来说可是很昂贵的。事情结束了。

我很忧伤。每个人都注意到我有多伤心。他们说他们会很乐意与她见面，或许圣诞节她会回来？我很肯定，到了圣诞节，没人会记得她了。

确实如此。圣诞节我和尼基•布莱文斯出去约会，而卡珊德拉曾经在我生活中出现过的唯一证据，就只是她写在我两本练习册上的名字，还有我卧室墙上那张铅笔素描，底下写着“卡珊德拉，1985年2月19日”。

我母亲将骑马场出售后，在搬家的过程中那张画不见了。当时我正在美术学院上学，自觉那张老铅笔画是自己居然曾经虚构过一个女朋友的证据，引以为耻，便没有在意。

我想我有整整二十年没有想起过卡珊德拉了。

我母亲把骑马场、马场附属的屋子和牧场都卖给了一个地产开发商，对方在我们曾经居住过的地方建起一片住宅区，作为交易的一部分，我母亲得到了一座位于瑟顿街尾的独栋小屋。我每隔两周至少去看她一次，一般周五晚上到，周日早上离开，日程稳定得就像老祖母客厅里的座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