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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第3/4页)

自从离开北京,除了后顺沟的老支书,我没跟任何人说起过家里的事情,老支书是个厚道的、有政治经验的人,他是在千方百计保护我。

父亲最终也没逃过劫难,起因自然还是刘成贵那个不亲的造反儿子卫东彪,逼死了自己的父母不说,紧接着把矛头指向了我父亲,抓住“镇国将军”头衔死死不放,说要一抓到底,揪出那条封建主义又黑又粗的老根。老根是谁,是宣统溥仪,溥仪让国家保护起来了,抓谁呀?一切都成了虚的,卫东彪这样做不过是想表现一下而已。刚开始是母亲被拉出去游了街,折腾母亲,是为了震慑父亲,造反派循名责实,更大更残酷的斗争是对着“镇国将军”的。父亲身患癌症,已经病入膏肓,斗他,随时有咽气的可能,斗母亲比斗父亲似乎还更有意思。母亲是南营房旗兵后代,一生不肯受委屈,是宁折不弯的主儿,造反派打她,她对着顶,卫东彪把母亲按在地上,连剃带薅,把她的头发剃去半拉……

看到满地的美丽青丝,母亲的眼泪下来了。

窗外的大字报连篇累牍,墨迹腥臭,在热风的吹拂下唰唰作响,“坦白从宽,抗拒从严”的硕大黑字滴墨如血,让人触目惊心。这天,天气闷得厉害,浑身的粘汗从早晨就没有干爽过,让人很不自在。我早晨喝了一碗棒子面粥,到太阳落山,再没有任何吃食入肚,也不敢说饿的话,因为父母亲都没有吃饭的机会,也没有吃饭的意思。造反派撤退以后,母亲开始做晚饭,油汪汪的一小碗干炸酱,两根顶花带刺的嫩黄瓜,一碟很罕见的煮青豆,半碗水萝卜丝,摆在了饭桌上。青豆、黄瓜和萝卜是面码,它们来自后园那片简陋的菜地。菜原本是莫姜种的,莫姜走了,菜地就荒了,大葱、韭菜随意地长,长出了长莛,开了花,老得除了纤维再无其它。

母亲在案前抻面,柔韧的面细丝般在母亲手下延伸,在空中抡出了花样,在案板上摔得啪啪作响。母亲在这种时候仍有心情做出如此精细的炸酱面,这让我紧缩不安的心多少有了些放松。父亲破例从床上起来了,垫着被子坐在饭桌前,用颤抖的手在剥跟前的几瓣紫皮蒜。大热天,父亲竟然穿着笔挺的毛料中山装,像是平日出门开会的装扮。母亲将面下在锅里,走过来用一块毛巾擦了擦父亲脸上的虚汗,倘若没有外头大轰大嗡的大字报,没有胡同里振聋发聩的高音喇叭,这当是叶家千百个京城夏日中的一个,这样的夏日印在了我的心里。

这是一顿平常的晚餐,平常的晚餐在这特殊的时候难免显得有些怪诞、突兀和不合时宜。父亲的目光不时扫过我,我不敢抬头,怕见他那苍白的嘴唇和深陷的脸颊。我也不敢看母亲,母亲那些上午才离开身体的头发仍旧散落在大门外的台阶上……

我和父母亲静静地吃着晚饭,饭桌上谁也没有说话。母亲竟然不知从哪里找出了半瓶葡萄酒,酒搁置的时间过长,变酸了,醋一样。母亲给她和父亲一人斟了一盅,想了想,也给我斟了,于是三个人都有了酒。父亲只是用嘴抿了一下,母亲几口把酒喝完了,我闻着那酸叽叽的东西只是想咧嘴。见母亲看着我,便端起来一扬脖干了。想的是能让父母亲高兴,喝什么都无所谓。父亲的眼神慈祥坦然,母亲的脸平静舒朗,昏黄的灯下,炸酱面的香气充盈着叶家最后留守的北屋,这顿有酒的晚饭真好!

我知道,缸里的面已经空了,后园黄瓜架上最后两条黄瓜也被母亲摘了。

半小碗面,父亲吃了很长时间,我知道父亲能将它们吃下去本身就让人很吃惊了。母亲吃得也很投入,彷佛在每一根面上都倾注了无限情意,并不时地将碗里的豆挑到我的碗里,她知道,我爱吃豆。吃过饭,洗碗向来是我的工作,但母亲执意要洗,母亲烧了一锅碱水,说这样可以把碗洗得更干净,洗不净的碗搁时间长了有味儿。我扶父亲到套间休息,父亲全身的重量几乎全倚在我身上,透过他单薄的衣裳,我感受到了骨的质地,硌得人生疼。父亲走一步要喘半天,浑身冒着汗,从花厅到套间,几步路我们走了许久,我想在这条漫长的路上得跟父亲说点儿什么,便说:要是玉堂春还活着,保准把您的病治好了,可惜他不知去哪儿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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