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是一个悲哀的孩子，始终没有长大（第4/18页）

有一次，顾城收到了一百五十元稿费，非常开心，便跟谢烨一起手拉手，穿过一个大广场和两条街，把钱存到银行里。可是几个小时后他们才发现没钱买菜了，于是两人又手拉手，穿过广场和街道，去银行领了十元钱。事情还没完。第二天早上，他们又发现自行车胎破了，便再次去银行取了十元钱。银行营业员有些不耐烦，半生气半开玩笑地问：“你能不能把下午的十块钱一起领了？”

还有一次在国外，舒婷和顾城、谢烨一起去逛商店，谢烨看到了一个中国制造的小玩具，思乡之情顿生，再加上这个玩具售价不足两美元，很便宜，便想买回去给儿子木耳。顾城不同意，就跟小孩子撒娇一样坐地上，气得谢烨当场流下眼泪。舒婷忙说由她买来送给木耳，顾城才很不好意思地从地上站了起来。

舒婷把顾城的这些表现归结为因为穷惯了，“为钱犯愁”，但从另外的角度看，何尝不表现了顾城对世俗生活没经验的“单纯”？

顾城肯定也意识到自己与世俗格格不入的毛病，因此偶尔也会自嘲一下。1992年6月15日，顾城在伦敦大学举办的“中国现代诗歌讨论会”上发言时，就讲述了他的一次有趣经历：1988年，顾城应邀赴美国讲学三个月。顾城和谢烨去办去美国的签证，办事处的职员问顾城是什么肤色的人种。顾城说：你可以在这一栏里写上“美丽的”。

世俗生活的“弱智”到了艺术世界中，却成为罕见的天才，被万人追捧、仰慕，造物主就是那么神奇。

三

关于顾城、北岛等诗人当年的受欢迎程度，可以举出无数例子作为证明。这里仅举一例。

1986年12月上旬，《星星》诗刊在成都举办“中国·星星诗歌节”，诗歌节还没开始，两千张门票就被一抢而光。为了防止出现意外，开幕那天，主办方专门安排了工人纠察队维持秩序。诗人在场上演讲时，不时被台下的“诗人万岁”的呼喊声打断。诗人们演讲结束，大量读者在通道旁等着索要诗人签名，需要警察或纠察队保护才能顺利走出会场。有一次，舒婷甚至被“围困”得根本无法离开会场，最后只好由几个警察架着她，另几个警察在前边开路。

尽管主办方对场面的火爆情况早有心理和人力准备，但后来还是出现了“事故”，一些没弄到票的读者爬窗子进入会场，致使会场秩序大乱。大量听众冲上舞台，要求诗人签名，有的人还把钢笔直接戳在诗人身上。诗人们招架不住，赶忙逃进更衣室，把灯关掉，小偷般地缩在桌子底下。有人推门进来问：“顾城、北岛他们呢？”一个尚未来得及躲藏的诗人急中生智，战战兢兢地用手一指后门口：“从那边溜了。”于是，观众顺着诗人手指的方向潮水般往后门涌去。

活动的主办者之一、时任《星星》副主编的叶延滨2008年7月在接受《中国财经报》记者的采访中，对当时的盛况进行了更详细的描述：

1986年在成都举办的《星星》诗歌节，是中国诗歌热度最高的一个标志了。当时我任副主编，诗刊发起“我最喜爱的10位当代中青年诗人”活动。读者参加投票的信件如雪花般纷至沓来，最后舒婷、北岛、傅天琳、杨牧、顾城、李钢、杨炼、江河、叶文福，还有我10人当选。

当时，对于诗人们的动向，成都3家电视台每天的新闻联播前先报告15分钟，诗人受关注程度真不亚于奥运传火炬。举办讲座的票由2块钱一张炒到20块钱，是当年人们40元钱工资的一半。记得叶文福讲演那天，我主持会场。结果讲演厅6道大门挤坏了5道，椅子被踩坏了几十把。所有的听众都挤到了讲台的跟前，前胸抵后背，没有一个人肯坐下来。为了防止踩踏事故的发生，我站在讲台上向听众鞠了三十几个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