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七章 有限理性与自我利益的再界定（第2/13页）

［在新的新古典理论中］并非因为决策者心理上的特性，而只是作为技术性环境的一部分，才引进信息的限制和成本问题。因此，这些新理论丝毫未能缓解决策者所面临的计算的复杂性问题，它们把决策者视为通过简单的夸张与扩大，而不是通过大致的估算、简化和满意原则来处理复杂的计算问题的。这样一来，它不仅需要计算供需曲线的形状，而且，还要更为精确地额外计算出这一计算活动的成本和收益。对于不确定性及信息传输等许多迄今仍为人所忽视的问题，有人认为这些新理论提供了解决方案，但是，在某种程度上，这只是一种幻象而已（Simon, 1979b, p.504）。

在西蒙的理论中，人们与其说是谋求利益的最大化，不如说是获得“满意”。也就是说，起初他们通过搜寻来节约信息，直至他们找到了高于满意程度的——即所期望的程度——行动步骤为止。随着对新的环境信息的获知，人们的期望程度也在不断变化（Simon, 1972, p.168）。考虑到人类认知能力的局限性，这是一个合理的策略，而绝非非理性的，对于大多数事件的决策来说，这不失为一种最佳的方法。

日常生活中，我们总会感到满意。我们借助多种方式来节约信息，诸如通过对习惯的培养，为重复出现的情况制定规则以简化计算，或是遵守长远看来会产生满意效果的普遍原则。我并不是说要郑重其事地算计各种琐事，诸如在早晨是否刷牙，以正手还是反手击球；或是当人来电话问基欧汉在不在家时是不是对他说实话。相反，除了因为我有一些道德顾忌而可能作出一些诸如撒谎之类的事，一般情况下，我会认为习惯性的刷牙，遵从“犹疑不定时就用正手击球，因为你反手太差”的规则，信守诚实这一普遍原则而不必每次都去计算成本收益，这样会更符合我的利益。我无意否认一些例外情况，例如有时我也会因伏案苦思而忘记洗漱，或者偶尔以反手击球，或者在电话里对某个令人厌烦的推销商撒谎。如果每当面临选择时，我都能对各种方案进行必要的计算，而不耗费任何成本，无疑这将对我更为有利。但是，事实上这是不可能的。由于进行信息处理势必消耗成本，因此避免对类似的琐事进行计算，符合我的长期利益。哲学领域中的规则功利主义（rule-utilitarianism）学派强调规则对实现普遍幸福的作用，其论述与西蒙对有限理性的分析颇有相似之处。[2]奥斯汀（John. Austin）在一句格言中对规则功利主义下了这样的定义：“规则随功用而变，行为随规则而变。”（Mackie, 1977, p.136）功利主义者坚信，总体而论，与每次依据“首要原则”（first principles）作出的一系列特别决定相比，遵守规则——约翰·密尔称之为“次要原则”（secondary principles）——将带来更佳的结果。[3]人类计算能力的局限性是制定和遵守规则的主要原因。密尔早在西蒙之前，在阐释其功利主义思想时就对有限理性问题进行了大量的论述（Mill, 1861/1951, p.30）。

没有人会否认航海技术是以天文学的发展为基础的，因为水手们无法等着去计算航海年历来进行航海。作为理性动物，他们都在预先计算好之后才出海航行。所有的理性动物在驶入生活的海洋中时，头脑中都已对正误之别，以及更为难解的贤愚之分有了定见，只要未雨绸缪仍是人类的本质，这一情况就会被认为将延续始终。

如果说个人是追求大致满意而非最大化利益，那么政府和其他庞大的组织则更是有过之而无不及（Allison, 1971; Steinbruner, 1974; Snyder and Diesing, 1977）。组织的决策程序是很少符合古典理性理论的要求的。从期望程度的意义上讲，组织具有多重目标，它们直到找到满意的行动步骤时才肯罢休。它们宁愿回溯既往，而不愿对未来条件进行系统的预测。它们运用“标准的运作程序及粗略的估测规则”来作出决策并付诸实施（Cyert and March, 1963, p.113; March and Simon, 1958）。