解读《霸权之后》基欧汉与国际关系理论中的新自由制度主义（第2/9页）

综观基欧汉的论文、专著及其编辑的书籍，不难发现基欧汉30年来的学术理论进程。基欧汉学术生涯是从跨国关系研究起步的，这与他博士论文研究联合国大会中的政治斗争问题是分不开的。在博士论文中，就如基欧汉后来承认的，他试图搞清楚的问题是，联合国大会中的制度背景是否影响着联合国中各国之间关系的结果？权力与利益是世界政治的全部内容，抑或制度也在起作用呢？[7]自20世纪60年代开始，国际关系学者对过去以国家和权力为中心的世界政治研究范式表现出越来越多的不满。一方面，因为国际相互依赖加强而引起的国家间关系的调控与管理问题开始引起人们的关注和重视；另一方面，伴随着跨国交往的进步，各种各样的非国家行为体活跃在世界政治的舞台上。这些新的世界政治现象导致传统的以国家和权力为中心透视世界政治的研究方法在现实中受到了怀疑和挑战。基欧汉敏锐地捕捉住这些问题，并力图对这些新的世界政治问题在理论上给予回应。某种程度上可以说，基欧汉30年来所有的学术抱负，就在于回答：国际相互依赖的加强对国家间和国家内部政治的含义是什么？在一个日趋密切的相互依赖世界中，究竟应该通过什么途径来维持世界政治中的合作与秩序？从方法论上来说，基欧汉的研究基本遵循的是“颠倒的第二种设想”（the second image reversed）[8]的研究途径。众所周知，华尔兹关于战争根源三种设想中的第二种设想，强调的是国内政治体制差异对国际冲突或合作的“外溢”效果，即国际问题的国内根源，而将这种“设想”颠倒过来，强调的就是国际力量是如何对国内政治经济的变迁产生影响的。在基欧汉绝大部分著述中，无论是探讨跨国关系和国际制度，还是国际化和意识形态等问题，集中关注的实际上不仅仅是跨国力量对国家间政治的影响，而且同时还阐述跨国力量是如何以及怎样对国内政治经济产生作用的。这种研究途径并不是说基欧汉不重视国内因素对国际关系的作用能力。实际上，基欧汉一直承认这种作用因素的存在及其重要性，然而，在基欧汉的世界政治研究范式中，国内关系即使不从属于国际关系，至少也在很大程度上受到世界政治经济力量愈来愈多的影响。对这种影响的程度和方式作出恰当的评估，无疑是我们时代国际关系学者面临的重大职责之一。[9]

在基欧汉身上，有许多可贵的地方值得我们学习，其中最重要的，就是他对学术研究议题敏锐的捕捉能力。在基欧汉至今的学术发展历程中，给人印象最深的就是他对世界政治研究特别强烈的问题意识。他在不同时期提出的不同世界政治研究议程，无论是跨政府组织问题，还是国际相互依赖的管理问题，以及霸权后合作与国际制度问题，或者国际化与国内政治问题，总是能够贴近并抓住世界政治发展的脉搏，而基欧汉又能通过高超的综合和平衡能力，通过国际制度这个关键概念将这些看似孤立无关的问题整合在一个框架中。所以，在我看来，基欧汉作为第一流的学者，很大程度上不在于他解决“问题”的能力，而在于他发现和提出“问题”的能力。这种对时代议题敏锐的“嗅觉”能力，不是每一位学者都能具备的。

其次，基欧汉的学术成就还告诉我们，作为一名社会科学研究者，必须时时关注其他学科的最新发展，以开放社会科学的态度对待国际关系研究，而不应该使自己的观念囿于人为的学科边界之中，也不应该将自己研究的问题只限定在国家边界的框架之内。本质上，各门社会科学尽管名称不同，但是探讨的问题——诸如秩序、冲突、分配、公正等等——常常是相同的，对这些问题的解释从来不是也不可能是某门社会科学所能单独垄断的，更何况这些问题也不是某个人为设定的国家边界之内的问题，它们实际上是所有政治社会面临的共同问题。应该说，各门社会科学都为这些问题提供了不同的观察视角，某门学科中百思不解的问题，可能在其他学科中早已经是有答案的问题了。这就需要我们在研究中以谦虚和相互尊重的态度博采各门学科之长。我们平常一直强调的所谓跨学科研究，意义也正在于此。这方面，基欧汉的《霸权之后》一书提供了开放的跨学科研究的一个很好的例子。可以说，如果没有及时捕捉新制度经济学的研究成果，就不会有基欧汉在《霸权之后》一书中所发展出来的国际机制的功能解释模式。基欧汉至今仍然认为将新制度经济学的成果与国际关系研究结合起来，是他对世界政治研究的最大贡献。[10]