那灿烂的绝望 邓肯与叶赛宁（第4/5页）

他们的爱情充满了狂喜和狂悲，令人惊心动魄。他们的灵魂相互碰撞，他们相互折磨。对他们来说，这是一场命中注定的爱情，一场劫难。苔斯蒂描绘了他们旅行中的一个场景，“火车开出的时候，他俩站着，脸色苍白，就像两个永坠地狱的小小灵魂……”火焰还未熄灭，苦难还未终止。这是一场诗神与舞神的恋爱，太美丽，也太残酷。一代代人们，只能远远地看着，看那不死的烈火，看那火中的灰烬。

这场劫难终止于他们的欧洲之行后，受尽磨难的叶赛宁哭了，还跪下来吻了吻脚下的土地。邓肯对身边的朋友说，“你看，我把这个孩子带回他的祖国来了，不过我和他再也没有什么共同之处了……”他们都身心交瘁。十五个月前，他们刚办了结婚手续。邓肯要带叶赛宁周游列国，要做他的维吉尔。叶赛宁表示要用自己的诗歌去征服欧洲。他像一个年轻王子般野心勃勃。俄国诗人们对这个天真的兄弟不以为然，艾尔玛说：“让这个俄国农民离开他的土地是多么不明智的举动。”马里延果夫干脆说：“让他倒霉去吧……”

叶赛宁来到物质发达的西方世界。被野心激荡着，写诗，发表讲说，朗诵，也惹是生非。到柏林第二天，叶赛宁和邓肯走进柏林艺术之家。在一伙流亡者中，有人提议唱《国际歌》，叶赛宁响应了。他跳上桌子，朗诵起诗来，在一片嘘声和吵闹中，大喊：“没用——你们甭想把我轰下来，我要是把四个手指头塞进嘴里吹口哨——你们也试试看，你们哪一个也不是我的对手。”这时候的叶赛宁，在爱伦堡的回忆里是“变得憔悴了，自然，也爱吵架……邓肯想使叶赛宁安静下来，但是白费劲，那些令人不安的场面层出不穷……叶赛宁绝望地把陶瓷器打得粉碎”。

叶赛宁的忧郁症和思乡病都严重起来。他本身就极端厌恶戕害自然的工业文明。他的压抑和痛苦无处宣泄，度日如年。在给马里延果夫的信里，他写道：“我多么想赶快离开这个地方，离开这个噩梦似的欧洲，回到俄国。”而他还要受到更致命的打击。这次打击直接击中了他作为诗人的骄傲和野心。美国人读不懂俄语，而他的诗歌被译成英文后在美感上大打折扣。征服欧洲的雄心破灭了。在美国人眼里他不是什么天才诗人，只是邓肯的年轻丈夫。习惯了荣誉的叶赛宁无法适应这样的冷落。他处于极度的压抑和紧张中，频频丢人现眼。他的自由让人心酸，“是的，我丢了丑。我需要丢丑。我需要它，是为了让自己出名，让大家记住我。你能想象我会向他们朗诵我的诗歌吗？向美国人朗诵诗？我只不过是他们眼中的笑料”。

离开美国后他们来到了巴黎。叶赛宁开始纵酒，滥饮无度，在旅馆打碎家具和门窗。他变成了一头被酒精刺激着的野兽。酒后的发疯对他来说已是家常便饭。苔斯蒂回忆在一次酒宴上，“香槟酒灌了一肚子的叶赛宁暴跳如雷，连他的好朋友都吓呆了……他抓起台布，转眼间整桌酒菜连同餐具向四面八方飞去，谁碰着谁遭殃”。叶赛宁在精神上已陷入绝境，邓肯此时也无能为力。十五个月的旅游实在太长了。

叶赛宁回俄国后便在邓肯面前消失了。他又恢复了以前的自由生活，邓肯再无法让叶赛宁回来。她给叶赛宁发了无数次电报，最后一次收到的回电是“我另有所爱。我已结婚，很幸福。叶赛宁”。叶赛宁的放荡受到了指责，而这已毫无意义。他们的感情结束了。他们最后一次见面是在邓肯家里。叶赛宁醉醺醺地跑来抱走了他的胸像，又将它丢在莫斯科某个偏僻的街沟里。

不久后，他们都相继死去。叶赛宁死于自缢，邓肯死于交通意外。无论如何，他们的名字永远连在一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