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七章 外星DNA，地球生命（第3/10页）

1864年，路易•巴斯德（Louis Pasteur）重新提出了生命的外星起源说。在19世纪70年代，他的实验思维得到了英国物理学家开尔文爵士（Lord Kelvin）和德国物理学家赫尔曼•冯•亥姆霍兹（Hermann von Helmholtz）的支持。在20世纪初，瑞典化学家、诺贝尔奖获得者斯凡特•阿伦尼乌斯（Svante Arrhenius）提出，穿越太空的细菌孢子就是地球上生命的胚种。英国天体物理学家弗雷德•霍伊尔同他斯里兰卡（Sri Lankan）的学生以及后来的长期合作者钱德拉•维克拉马辛哈，在20世纪70年代重新提出了这个观点。霍伊尔于2001年去世之后，维克拉马辛哈仍然大力宣扬这个观点。

人们普遍认为生命起源于地球，在地球之上进化。这是毋庸置疑的，这就是众所周知的达尔文的物种起源学说，这种学说渗透到一切科学领域。然而，胚种论同物种起源学说背道而驰。这就是为何远古外星人理论会在科学界备受争议的原因。

不过，进化论有一个大缺点，也就是其出发点的问题。达尔文提出，生命起源于某个“温暖的小池塘”，就像是一个地质炉子，某些成分在这当中偶然聚在一起，意外地创造了生命之汤。1857年，路易•巴斯德指出，微生物总是源自于先前存在的细菌，因此我们所知的地球之上的生命总是源自于先前存在的生命。总而言之，达尔文错了，但是这并没有阻碍达尔文的生命起源观点继续占据西方科学的主导地位。巴斯德和达尔文之间的僵持局面因为这样一个事实而变得非常有趣，即达尔文的模式是一种理论，而巴斯德的结论是建立在科学实验研究基础之上的。一个多世纪以来，西方科学还是更乐意相信达尔文，推广这个尚未得到证明的理论！

胚种论的核心是DNA，因为没有DNA，就没有生命。直到1953年，詹姆斯•D.沃特森（James D.Watson）博士和弗朗西斯•克里克才发现了DNA分子结构。他们还因这项发现获得了1962年的诺贝尔生理学或医学奖，该项发现指出，DNA的复杂程度简直让人难以置信。克里克称之为有史以来最棒的照相复印机。我们一如既往地惊讶于我们的计算机的存储能力，它能存储许多个兆位的信息数据。不过，我们细胞中的DNA所能存储的信息数据更巧妙、更复杂。

DNA结构的发现——双螺旋结构——是一项伟大壮举，克里克的即时反应让人大为吃惊：DNA错综复杂、完美无缺，他总结指出，DNA不可能在原生流浆中形成，这种原生流浆在40亿年前支配着地球。维克拉马辛哈在著作《宇宙龙》（Cosmic Dragons）中指出：“生命的原始形式即使是在分子层面而言，也是极为复杂的。退一步说，将无机系统转变成生命，这被认为是困难重重的。”此外，地球之上也没有足够的时间供像DNA这样的复杂系统形成。那它是从哪里来的呢？有趣的是，地球之上的生命起源同物质累积的最后阶段符合，这些物质来自于经过太阳系的彗星。纯属巧合吗？克里克可不这样认为。他认为，DNA来自宇宙中的其它地方，他赞同胚种论。所以，在这位发现了生命结构——DNA——的科学家看来，生命本身就是来自外星的。

克里克提出，DNA位于流星和彗星的尾巴上，从宇宙中的某个地方来到地球。克里克并没有指出DNA具体源自哪里。其观点暗示，因为DNA是外星的，所以很有可能宇宙中其它地方还有以DNA为基础的生命，这些生命同我们地球上的生命极为相似。

自从克里克提出这种理论以来，有些科学家就沿着这条思路深入研究下去。美国国家航空航天局的天体生物学家路易斯•阿拉曼多拉（Louis Allamandola）发现，核糖核酸——同DNA非常相似——在星际空间自然而然地形成了。这就意味着，穿过星际空间的任何物体，不论是彗星还是流星，都会带上核糖核酸，然后把它带到某个行星之上。科学界总是不认同这样一种观点，即生命能够被流星或彗星携带。他们认为生命会遭遇强辐射，因此不可能幸存下来。但是，物理学家保罗•戴维斯（Paul Davies）指出，如果细菌存在于流星内部，那它就能避免强辐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