那时候我们最穷，却在深夜里抱得最紧（第4/4页）

没日没夜加班的我，终于在新公司得到赏识，开始升职加薪。

不知道是真的忙，还是为了忙而忙，我们的话越来越少。只是杨哥会主动给我电话，让我多吃点、早点睡，还有问我钱够用吗？

我吃着加班的便当，嘴里答着嗯嗯嗯都好。

8

2014年9月，杨哥的父亲突然被送到医院抢救，他连夜回了西安的老家，我赶紧打了几万块钱过去。

两周后杨哥打电话给我，语气低沉：“怎么办，我妈只有我一人了。”

“我知道了，你好好照顾她。”眼泪在眼眶打转。

“你来吗？”几乎是带着恳求的语气。

我憋了几分钟，终于说出：“杨哥，我快二十八了，穷怕了。”

杨哥沉默良久，几乎哽咽：“对不起，没能好好养你。”

“很好了……很好了……已经很好了啊。”

我挂了电话，躲在公司卫生间，泣不成声。心被掏空了一样。

杨哥走了，回老家了，再也不回来了。

我去给杨哥退房，他的房间东西不多。

我们来上海第一个月开始用的电饭锅，每天靠着它煮着米饭配着榨菜。杨哥说那段日子最苦了，我不觉得，最苦的日子我也不记得了。

我们搬到两居室后在宜家买的电脑桌。一到周末，杨哥就把速度卡到掉渣的电脑放在上面，下载一部电影。我俩戴着耳机，窝在床上，搂在一起看到昏昏入睡。

我们在网上买的烤面包机。每天烤上两片蘸着花生酱番茄酱的面包吃得心花怒放，杨哥说我嘴上的酱汁没擦掉。我说是吗是吗在哪儿，然后他突然亲上来。

我们刚来上海买的洗脸盆也还在。搬了几次家都没扔。记得那会儿我忙得五天没洗头，第二天要见客户，我们当时穷得连二十块钱的洗发水都不敢买了。我看到一袋洗衣粉，二话没说就往头上撒，一头扎进脸盆里。杨哥那晚在门外坐了一宿。

我们用过的东西，都还在。

只是我们，早已不在了。

9

回到西安的杨哥，生活慢慢安定下来。

我的工作步入正轨，一个人也租得起稍微好点的房子。但我明白，我也会离开上海的，可能明天，可能五年十年后。

奋斗几十年，还不知道能不能买得起一个厕所。随便吧，不想了。

2016年初，杨哥的室友老章跟我说，杨哥要结婚了。

我听到这个消息，不知道说什么好。关掉手机，挤进了人来人往的地铁，脑袋里想的全是昨晚还没通过的策划案。

上海这个城市，人太多了，每个人都有故事，每个人都很脆弱。可没有什么能比挤上高峰期地铁，更让人欣慰的。

我妈常跟我念叨：“你也老大不小了，该回来找个人结婚了。”

我说：“好呀好呀，明年春节就带回去，胡歌还是霍建华，您先决定好。”说着说着眼泪汪汪。年纪大了，泪点也变低了。

春节杨哥举行婚礼，我躲在老家哪儿都不想去。

后来小章跟我说，结婚那天，杨哥喝得烂醉，哭着闹着要到上海吃糊汤粉。你说上海怎么会有糊汤粉呢？

是啊，上海没有糊汤粉。

武汉有，我们大三那年的武汉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