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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把纸片翻转过来，读到了一九二六年七月二十三日一天的节目安排：王家音乐学院邓肯小姐演奏韩德尔的《水上音乐》；比阿特丽斯·柯林斯朗诵华兹华斯的诗《我像云儿一样独自飘荡》；学校合唱团演唱《图德·艾尔》；玛丽·皮皮特小提琴独奏肖邦的《降A大调圆舞曲》。二十年前那个悠长的夏日午后将它的影子向我伸展过来，我痛恨那改变我们，把我们弄糟的生活。我想：那年夏天，我刚刚开始写自己的第一部小说。我坐下来工作时，是那样的激动，雄心勃勃，充满了希望。我的心里没有怨恨，有的只是快乐。我把纸片放回那本没有读过的书里，把书塞到柜子最里面，放在《北极的黑脸娃娃》和贝娅特丽克丝·波特斯的书下面。那时候，我们两人都很快乐，我们之间只隔着十岁的年龄和几个郡的距离。后来我们将会相遇，而这种相遇除了给彼此带来那么多的痛苦以外，并无什么清晰明了的目的。我又捡起斯科特的那本《最后的远征》。

此书一直是我最喜爱的书籍之一。现在看来，书中描写的那种仅有冰雪作敌手的英雄行为、那种只把死亡留给自己的自我牺牲精神古怪得有点过时。在我们和他们之间，横亘着两次世界大战。我注视着书上的照片：大胡子、风镜、用来作路标的圆锥形雪堆、米字旗【76】、带条纹的岩石间的矮种马。那些马的鬃毛长长的，像是留着不再时兴的发型。就连死亡都带着“时代的烙印”，那个在书页上画线、加感叹号的小女孩也带着时代的烙印。她在斯科特最后一封家信的边上用整齐的笔迹写道：“下面是什么？是天主吗？罗伯特·勃朗宁【77】。”我想，早在那个时候，天主便已进入了她的心灵。他被理解为一个利用我们一时的心境钻空子的情人，他很像一个用自己的超凡事迹和传奇之举来引诱我们上钩的偶像人物。我把最后一本书放回去，锁上了柜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