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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部(第2/3页)

“他的嗓子全哑了。”

听到他会得这种荒唐毛病,我感到幸灾乐祸:一个失声的公务员用沙哑的、让人没法听清楚的声音咕哝咕哝地说着关于失去丈夫的妇女们的抚恤金的事情。我说:“没有什么办法能见到你吗?”

“办法当然有。”

电话里有一阵没有声响,我以为线路断了,便连连唤道:“喂,喂。”其实她只是在细心、镇定、快速地思考,以便马上能给我一个正确的回答而已。“一点钟时,我要给亨利往床上送个餐盘。我们自己可以在起居室里吃三明治。我会对他说你想聊聊电影——或者你写的那个故事。”她的电话一挂上,我的信任感也中断了。我想:在此之前她曾经这样谋划过多少回了?走到她家门口按门铃时,我觉得自己就像个敌人——或者侦探,正在监视她的言语,就像几年后帕基斯先生和他的儿子要监视她的行踪一般。随后,房门打开,我的信任又回来了。

在那些日子里,从来不存在谁要谁的问题——我们两人都有欲望。亨利穿着他那件绿色呢子睡衣,靠着床上的两个枕头吃餐盘里的东西,而在楼下,在虚掩着门的房间里,我们在只铺着一张垫子的硬木地板上做着爱。在高潮到来的那一刻,我得用手轻轻捂住她的嘴,堵住她口里发出的那种忘情的、既悲哀又愤怒的奇怪喊声,以免楼上的亨利听到。

想想看吧,当初我的打算不过是想掏出她脑子里可供我利用的素材而已。我蹲在她身边的地板上,对她看了又看,好像可能再也看不到她了似的——她那一头偏棕色、说不清楚色泽的头发像一坛醇酒般洒在镶木地板上;她额头上沁着汗珠,气喘吁吁,就像一个刚刚跑赢一场比赛,正筋疲力竭地躺在那儿的年轻运动员。

这时候,楼梯吱嘎响了一声。有一会儿我们两人都没动弹。桌上的三明治叠在那儿没吃,杯子里面也是空的。她低声说:“他下楼来了。”她坐进一把椅子,把一张盘子放到膝上,一只杯子放在身边。

“他要是从门外经过时听到了怎么办?”我说。

“他不会知道是怎么回事的。”

我脸上看起来一定是一副不太相信的表情,因为她用一种让人讨厌的温柔口气说道:“可怜的亨利,他以前可从没这样——整整十年都没有过。”但不管有还是没有,此刻我们对自己会不会露馅儿这点确实不太有把握:我们坐在那儿一声不响地听着,直到楼梯上再次传来吱吱嘎嘎的响声为止。我用大得有点过分的嗓门说:“你喜欢洋葱那场戏我真高兴。”我自觉自己的声音听上去沙哑而虚假。这时亨利推开了门,向屋里张望着。他手里提着一只热水瓶,热水瓶上裹着灰色法兰绒的套子。“你好,本德里克斯。”他咕哝着打了个招呼。

“你真不该自己去拿。”她说。

“不想打扰你们。”

“我们在聊昨晚的电影。”

“希望你已经得到自己想要的一切。”他对我咕哝了一声。他看了看萨拉为我倒的波尔图干红葡萄酒,含混不清地说了句“该给他二九年的陈酿才对”,然后就提着热水瓶上的法兰绒套子,不声不响地出去了。屋里又只剩下了我和萨拉两人。

“你不在意吧?”我问她。她摇了摇头。我问此话到底何意,其实我自己也不知道——我想当时自己脑中闪过的念头是:看到亨利也许会让她感到自责,但她却有着消除自责的绝招。同我们大家不一样的一点是:她丝毫不会受到罪孽感的困扰。在她看来,事情做了就是做了:事情做完了,自责也就不存在了。如果亨利捉住我们的话,她会认为他恼怒一下就该完事;若是恼怒的时间过于长久,那就没有道理。人们总是说:天主教徒忏悔时,便从过去的阴影里解脱出来了——就这点而言,你确实可以说她是一个天生的天主教徒,尽管她同我一样不怎么相信天主,或者说当初我认为,今天也依然怀疑她同我一样不怎么相信天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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