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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您，太太，也是好久……”

“差不多有两年了。”萨拉用那种有时候让我感到恼恨的精确性回答道。

“不过我还记得，您喜欢叫一份大杯的拉格啤酒。”

“你记性真好，阿尔弗雷德。”看到萨拉还记得自己的名字，服务员开心地笑了。萨拉总有同服务员们搞好关系的诀窍。

端上来的饭菜打断了我们乏味的闲聊。一直到吃完饭以后，她才透露出一点来意。“我想要你同我一块儿吃午饭，”她说，“我想问问你亨利的事情。”

“亨利？”我重复道，尽量克制着，不让声音里流露出失望的语气。

“我为他感到担忧。那天晚上你觉得他怎么样？是不是有点反常？”

“我没注意到有什么不对头的地方啊。”我说。

“我想问问你——哦，我知道你很忙——你能不能有时候来看看他。我想他很孤独。”

“同你在一起？”

“你知道，他从来没有真正注意过我，多少年来都是这样。”

“或许他已经开始注意到你什么时候不在了。”

“我并不常出去，”她说，“现在。”一阵咳嗽袭来，来得正是时候，使她可以不用再说下去。尽管回避事实并不是她的习惯，但咳嗽过去后，她已经想出了新话题。“你在写新书吗？”她问道，口气就像是在与不认识的人——人们在鸡尾酒会上碰到的那种不认识的人——说话一样。就连第一次见面我们一起喝着南非雪利酒的时候，她也没问过这样的话。

“当然。”

“你的上一本书我不太喜欢。”

“那段日子里写东西就是一种挣扎——心思平静下来……”其实我还不如说“心思纷乱起来”。

“有时候，我害怕你又会钻到过去的想法里面出不来——我指我讨厌的那种想法。有的男人会这样。”

“写一本书得花上我一年时间，如果为了报复而写书，那可是太辛苦了。”

“如果你知道自己要去报复的东西有多么微不足道的话……”

“当然了，我是在开玩笑。我们在一起有过好时光。我们是成年人了，知道它总有一天会结束。你瞧，现在我们可以像朋友一样地见面，在一起谈论亨利了。”

我付了账，和她一同走出餐馆。沿街向前二十码，就是那个前面铺着阴沟盖的门道。我在人行道上停住脚步，说：“我想你是去斯特兰大街吧？”

“不，去莱斯特广场。”

“我去斯特兰大街。”

她站在门道那儿，街上空荡荡的。“我就在这里同你说再见吧，见到你真高兴。”

“好吧。”

“有空随时给我打电话。”

我走近她身边——我能感觉到脚下的阴沟盖。“萨拉。”我说。她一下子掉开了头，仿佛在观望有没有人过来，是不是有时间似的……可是待转过头来后，她又爆发出一阵剧烈的咳嗽。她弓着腰站在门道上，咳了一阵又一阵，连眼睛都咳红了。她身上穿着皮大衣，看上去就像是一只被人堵住了去路的小动物。

“对不起。”

“得去看一下了。”我像自己被剥夺了什么东西似的恨恨地说。

“只不过是咳嗽罢了。”她伸出一只手说，“再见——莫里斯。”这名字听上去活像是句侮辱。我说了声“再见”，没握她的手便头也不回地匆匆走开了，装出一副忙得不得了、巴不得赶快离开的样子。当听到身后又响起咳嗽声时，我真希望能有本事哼出首喜气洋洋、带点冒险味道的小曲来，只可惜自己身上没有音乐细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