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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她想过要回去吗？”

“我想她不会想回去，不管怎么样，她遇到了我。”他微笑了。苍老的面容上，皱纹像他的年纪一样繁密。

“她当然是遇到您了。”索妮娅答道，“而且，我无法想象您会生活在西班牙。”

父亲在异国的生活的确难以想象。他极不适应高温，除了清茶淡饭，什么都不想吃，除了自己的语言，什么都不会说，也什么都没学会。

“她那边有没有亲戚可以走动？”

“我想，她在那边没有留下什么亲戚。”

父亲听上去十分茫然，索妮娅意识到，问太多问题并没多大意义，于是他们开始回忆索妮娅的母亲。通常，杰克对与玛丽有关的话题都不会谈论太久，尽管他曾与患病的玛丽共同生活了很久，又照顾了她十五年，她的离世对他仍是巨大的打击。当时，陌生人见到他，总以为他刚刚经历了丧母之痛。她的死是他心中永远无法抹去的伤痛。然而今天，索妮娅却终于鼓起勇气继续这个话题。

“关于我十岁或十一岁的生活，我确实有点模糊的记忆。”她若有所思地说。

“哪些记忆？”

“当时人们开始去西班牙度假，妈妈很不赞成。我有个同学从西班牙度假回来，说那边特别美，妈妈就大发雷霆。”

“对，我也记得。”杰克静静地说。

“有个夏天，我还问我们能不能去那儿。”

杰克记得清清楚楚。虽然玛丽·海恩斯身体虚弱，她对那个提议的反应却非常暴烈。她偶尔会展现出一丝地中海式的火暴脾气，他现在仍然记得她说出的每个字，字字咬牙切齿，渗透着仇恨的毒液。

“我宁可把指甲一根根拔掉，也不愿意踏进那个国家一步……除非那个法西斯恶棍死了，埋了。”那时，她曾这样说。

当时，索妮娅根本不懂母亲说的“法西斯恶棍”是谁。一开始她猜测，母亲只是太过敏感，因为她在父母没钱去任何地方度假时，竟想花大钱去一个遥远的地方旅行而生气。后来，父亲为她解释了这个疑问。

“佛朗哥仍然掌权。”在母亲耳力所及之外的地方，父亲告诉她，“那个人引发了内战，这就是你妈妈离开西班牙的原因。她仍然对他恨之入骨。”

那是一九七四年。一年后，佛朗哥死了。即使如此，索妮娅的母亲也没有表现出任何想要回去的意愿，也再没提到过西班牙。

他们又喝了些茶，索妮娅吃掉了一个甜饼。

“真让人悲伤啊，她没能再回格拉纳达看一眼。”索妮娅沉思着，“她还说西班牙语吗？”

“不说了。偶尔才说。刚开始她连一句英语都不会，但我记得，有一天早晨，她醒来后发现自己不再用母语做梦时，她哭了。”

杰克·海恩斯不想让女儿沉溺在母亲离开祖国四处流亡的悲伤中。他尽可能想让女儿对母亲有个积极的印象，于是迅速将自己从往事中拉回来。

“你看，”他说，“我有些照片，是你妈妈从格拉纳达带来的。”他拉开沉重的书桌抽屉，从一堆纸中翻出一个边角卷曲的信封。

他坐回扶手椅中，几张照片滑了出来，落在他的膝盖上。他捡起来递给索妮娅。其中一张是玛丽在一座教堂外照的，也许那是她最早的圣餐仪式，但这张并不太吸引索妮娅。还有一张照片上，母亲穿着传统的弗拉门戈舞裙，眼神调皮而挑逗，很有风情，但一半面容都藏在一把扇子后面，让人着急。如果不知道这是玛丽·海恩斯，她很难认出母亲来。难以想象照片中的人真的是她记忆中那位衰弱的母亲。照片中，母亲头发乌黑，相貌高贵，是一位毋庸置疑的安达卢西亚人。

索妮娅接着看下一张。她几乎是瞪大了眼睛，而且口干舌燥。在这张照片中，玛丽的样子完全与她记忆中的母亲不同，让她想起了另一个人——咖啡馆里照片中的少女，她们惊人地相似。索妮娅知道她应该打消这个荒谬的念头，但这个想法驻留在脑海中，挥之不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