3.“仿佛思想里有鬼似的”（第2/3页）
从这个角度理解“仿佛思想里有鬼似的”这一句话，正好印证周作人的说法，即鲁迅与他笔下的阿Q都在“国民性”的范畴之内，但这个“都在”却暗示了一些周作人不曾涉及的问题。如果鲁迅的写作技巧可以被解释为鲁迅身上的国民性的自然流露，那么，这个国民性就具备了反思的能力。换句话说，“国民性”不只是被表达的对象，而且也是表达对象的动力和方法——“鬼”的无处不在也许可以这么理解：国民性是隐藏在我们身体里、隐藏在我们社会生活中的鬼，为了改造这个社会和我们自己，我们必须“捉鬼”，也就是反对我们自己，但促使我们去“捉鬼”的也还是这个国民性的“鬼”。如果头脑里的“鬼”能够超出我们的自我控制，而在我们面前展示我们的“鬼”，这不是说“国民性”并不完全是负面的，它具备某种自我反身的能量和超越（自我）控制的能力吗？流行了一个世纪的批判国民性这个命题将国民性对象化，从而也完全负面化，而“鬼”的形象却同时提出了批判的出发点和能量的问题——能够提出国民性批判的国民性的问题。但是，这种自我批判的能力并不能自发地、顺乎逻辑地产生。《阿Q正传》将国民性的寓言置于“革命”与“变动”的条件之下，从而也暗示了这种自己反对自己的行动与“事件”的关联。
就初衷而言，鲁迅是要画出国人灵魂。他是一个要画出国人灵魂的国人灵魂。1925年6月15日，鲁迅在《语丝》周刊上发表《俄文译本〈阿Q正传〉序及著者自叙传略》。这篇文章是应《阿Q正传》的俄文译者王希礼之请而写的。鲁迅在文章中说：
我虽然已经试做，但终于自己还不能很有把握，我是否真能够写出一个现代的我们国人的魂灵来。[6]
这个国人的灵魂是怎样的灵魂呢？鲁迅又说：
别人我不得而知，在我自己，总仿佛觉得我们人人之间各有一道高墙，将各个分离，使大家的心无从相印。这就是我们古代的聪明人，即所谓圣贤，将人分为十等，说是高下各不相同。其名目虽然现在不用了，但那鬼魂却依然存在，并且，变本加厉，连一个人的身体也有了等差，……[7]
这是一个在传统等级制度下、在人与人相互隔绝的状态中产生的灵魂。但由于革命的原因，等级的名目已经消失，而等级及其造成的隔膜却像鬼一样渗透在我们的灵魂中。因此，鬼的无处不在与等级制度的名目和形式的消失是相互关联的，它提示了这里所谓国人的灵魂是“现代的我们国人的灵魂”。阿Q可以被不同的人指认，或者可以指认不同的人，恰恰是因为“现代”的到来，那些让人们相互隔绝、无法心心相印的东西不在有形的制度构架里，而在一个貌似取消了等级名分的国家之中——革命后的中国，君君、臣臣、父父、子子的伦理瓦解了，皇帝倒台了，宗法制度趋于崩溃了，传统制度从有形蜕变为无形，却像鬼魂一样无处不在又无迹可寻。鬼是最真实、最本质又无法具体指认和把握的存在。在这个意义上，阿Q就是现代中国国民性的表达——是中国现代性的面影，而不是传统中国的表征；但另一方面，又是什么样的能量和方法能够揭示出这个现代中国的灵魂呢？——它是中国现代性的灵魂本身。这是现代性的一分为二，它们只能统一在“鬼”的无所不在之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