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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外国小说的影响与“国民性”的两重性(第2/2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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周作人说国民性是个奇妙的东西,并没有鲁迅那种对于中国国民性的痛心疾首的意思。在他看来,国民性深深地渗透在鲁迅自己的心灵之中,所以学了俄国文学的技巧,但俄国的某一种味道却在鲁迅的创作和模仿中被过滤了;他学了日本小说的方法,但又将日本的某一种味道排除了。这个“多理性而少热情,多憎而少爱”的“讽刺”或许和斯威夫特有一点相似,但还是道地的中国趣味。这种多方借鉴后形成的单纯的叙述技巧,要想客观和公平地评价,的确不容易。总之,这独特的味道便是鲁迅自身的国民性的产物。换句话说,《阿Q正传》的叙述中包含着两个国民性的对话:一个是鲁迅的叙述本身体现出的国民性,我们可以称之为反思性地或能动地再现国民性的国民性;另一个是作为反思和再现对象的国民性。如果“精神胜利法”是国民性的特征的话,它应该还有一个对立面或对应面,即将“精神胜利法”置于被审视位置上的国民性。国民性不是单面的,将自身作为审判对象也意味着自身已经具备了审判者的潜能。这就是我所谓国民性的两重性,我们应该从这个两重性之间的关系和对话中来理解这个小说的宗旨和叙述方法。


[1] 仲密(周作人):《阿Q正传》,《晨报副刊》1922年3月19日第一版。

[2] 仲密(周作人):《阿Q正传》,《晨报副刊》1922年3月19日第一版。

[3] 仲密(周作人):《阿Q正传》,《晨报副刊》1922年3月19日第一版。

[4] 仲密(周作人):《阿Q正传》,《晨报副刊》1922年3月19日第一版。

[5] 仲密(周作人):《阿Q正传》,《晨报副刊》1922年3月19日第一版。

[6] 仲密(周作人):《阿Q正传》,《晨报副刊》1922年3月19日第一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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