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四十二章（第2/5页）

他的回应让我想到我仍旧持有可怜的黑彻利的手枪，里面还有四发子弹。

当时母亲的遗产、《月亮宝石》和其他创作的收入已经几乎耗尽，为了支付账单，让自己摆脱接踵而至的债台高筑窘境，重建经济安全，我做了所有作家面临这种紧急状况时都会做的事：服用更多鸦片酊，每晚注射吗啡，喝更多葡萄酒，更常上马莎的床，并且开始创作新小说。

《黑与白》首演那天狄更斯从座位上跳起来鼓掌，可是一个月后他的朗读巡演却让他不支倒地。

在布莱克本的时候他觉得头昏眼花，到了博尔顿他脚步踉跄险些摔倒。几个月后我不经意间听到他对他的美国朋友詹姆斯·费尔兹说：“……只有奈莉发现我脚步不稳、视线模糊，也只有她敢告诉我。”

奈莉就是爱伦·特南，由于四年前她在斯泰普尔赫特斯受了点轻伤，狄更斯有时候还称呼她“病人”。如今他才是病人，而她偶尔会陪着他巡演。这个消息挺有意思，男人走到桑榆暮景，自己的年轻爱人变成看护，这是多么难堪的终极转折点。

我从毕尔德那里得知，狄更斯迫于无奈写信向他陈述这些病症。毕尔德看得忧心忡忡，收到信当天下午就搭火车前往普雷斯顿。毕尔德抵达后帮狄更斯诊治，命令狄更斯不可以再朗读，宣布巡演结束。

“你确定吗？”当时在场的多尔毕问道，“票已经卖光了，现在退票已经太迟。”

“如果你坚持让狄更斯今晚登台表演，”毕尔德怒气腾腾地瞪着多尔毕，眼神几乎跟麦克雷迪一样凌厉，“我可不保证他往后的日子不会拖着一条腿走路。”

当晚他就把狄更斯带回伦敦，隔天早上延请名医托马斯·华特森爵士会诊。华特森做了彻底诊察，又询问了狄更斯的症状，说道：“根据病人描述的状况，很明显狄更斯左半身处于瘫痪边缘，很可能是中风。”

狄更斯不肯相信医生的诊断，接下来那几个月不停强调他只是过劳。尽管如此，他仍然暂停了巡演。原订的一百场表演已经完成七十四场，只比让他濒临崩溃的美国巡演少两场。

然而，在盖德山庄和伦敦度过相对清闲的几星期后，狄更斯开始逼迫华特森医生答应让他重拾改期后的巡演。华特森摇头拒绝，警告狄更斯不可过度乐观，还要他格外当心，他说：“预防措施总是招致人怨，因为尽管它的成效最卓著，却最难看出它的迫切性。”

毫不意外，狄更斯辩赢了，他总是会赢。不过，他同意这最后一波巡演，也就是真正的告别朗读，不会超过十二场，不需要搭火车，而且延后八个月，1870年再登场。

于是狄更斯回到伦敦，工作日(周末他多半回盖德山庄)都住在威灵顿街《一年四季》办公室楼上，将全副精神投注在杂志的编辑、翻新、撰稿与筹划工作上。如果他找不到事做(有一次我进办公室去领支票看见的情景)，就会进入威尔斯那间如今经常无人坐镇的办公室收拾、整理、布置、掸灰尘。

他还要求他的律师欧佛利起草他的最终版遗嘱。遗嘱很快写好，签了名，5月12日起生效。

然而，从晚春到初夏那几个月期间，他并没有出现巡演最疲倦那段时间的郁闷神情。他热切期待他的美国朋友费尔兹夫妇来访长住，一如小男孩急着跟人分享自己的玩具或游戏。

于是，狄更斯签妥了遗嘱，被医生判定濒临中风、死期将届，而印象中最闷热潮湿的夏天像夹带泰晤士河臭气的湿毛毯般笼罩伦敦，他开始构思另一部小说。

那年夏天我开始新的创作，而且全力投入资料搜集与实际撰写。

5月底某个周末，我以巡回律师威廉·道森的身份去探视马莎(她房东心目中的“马莎·道森”)时，想到了新小说的形式与要旨。那次我为了让马莎开心，极其罕见地停留了两夜。当然，我带了装有鸦片酊的随身瓶，却决定把吗啡和注射器留在家里。结果我连续两夜无法成眠，即使增加鸦片酊服用量，勉强也只能焦虑地合眼几分钟。第二天晚上我发现自己坐在椅子上观看熟睡中的马莎。时值早春气候暖和，我开了一扇窗，拉开窗帘，反正窗外只是一座私人花园。月光在地板、床铺和马莎身上刷出一大笔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