理性的学术和感性的学术（第2/3页）

以上就是对吴涛的“作者简介”的全文，简单到了极点，但就是在峰回路转之间活灵活现地勾勒出了诗人的情态和背景，透着一种维多利亚时代特有的贵族文人的诙谐。

有极简的写意，还有极繁的工笔。在介绍杨万里的时候，钱锺书整整用掉了四页的篇幅，另加两页注释。而工笔也有工笔的妙趣，比如介绍到杨万里写诗连俗语也务求“无一字无来处”时，取譬之妙令人过目便不肯忘掉：

换句话说，杨万里对俗语常谈还是很势利的，并不平等看待、广泛吸收；他只肯挑选牌子老、来头大的口语，晋唐以来诗人文人用过的——至少是正史、小说、禅宗语录记载着的——口语。他诚然不堆砌古典，而他用的俗语都有出典，是白话里比较“古典”的部分。读者只看见他潇洒自由，不知道他这样谨严不马虎，好比我们碰见一个老于世故的交际家，只觉得他豪爽好客，不知道他花钱待人都有分寸，一点儿不含糊。这就像唐僧寒山的诗，看上去很通俗，而他自己夸口说：“我诗合典雅”，后来的学者也发现他的词句“涉猎广博”。（《宋诗选注》，第253—254页）

这样的说明，既有日常取譬，又有相类的掌故，信手拈来，毫不着力。

当然，这样的优点只能算是锦上添花的东西，真正见功力的地方是钱锺书可以把一句诗的前世今生、前因后果考据得清清楚楚，而就是在这样的考据里，也透着一丝掩不住的聪慧。例如，大家都熟知的王安石《泊船瓜洲》“春风又绿江南岸”一句，钱锺书的考据真让我们觉得熟中见生：

这句也是王安石讲究修辞的有名例子。据说他在草稿上改了十几次，才选定这个“绿”字；最初是“到”字，改为“过”字，又改为“入”字，又改为“满”字等等（洪迈《容斋续笔》卷八）。王安石《送和甫寄女子》诗里又说：“除却春风沙际绿，一如送汝过江时”，也许是得意话再说一遍。但是“绿”字这种用法在唐诗中早见而亦屡见：丘为《题农父庐舍》：“东风何时至，已绿湖上山”；李白《侍从宜春苑赋柳色听新莺百啭歌》：“东风已绿瀛洲草”；常建《闲斋卧雨行药至山馆稍次湖亭》：“行药至石壁，东风变萌芽，主人山门绿，小隐湖中花。”于是发生了一连串的问题：王安石的反复修改是忘记了唐人的诗句而白费心力呢？还是明知道这些诗句而有心立异呢？他的选定“绿”字是跟唐人暗合呢？是最后想起了唐人诗句而欣然沿用呢？还是自觉不能出奇制胜，终于向唐人认输呢？（《宋诗选注》，第77页）

考据做得细致，问题提得周密，也不曾轻易下任何结论。当年初读这本书的时候我还不大觉得这本书有什么太出色的地方，后来同类书读得多了，才越发体会得出钱锺书写作的妙处。

但也正是因为如此这般的出色，所以我向来以为钱先生是不大适合写小说的。小说家总要笨一些才好，有点感性，有点执拗，看问题看不到这样的周密透彻，下结论也下不得这样的谨慎小心。简言之，学者和小说家所需要的素质是完全相反的。

《围城》证实了我的判断，学者式的聪慧用到这部小说里就显得尖酸刻薄，格言隽语的充斥则彻底破坏了小说的浑然之美——这都是流行小说的典型特质，是书商所谓的“卖点”，所以它成为畅销书倒也是情理之中的事情。在三联版的这本《宋诗选注》里，刊载了杨绛的一篇《钱锺书对〈钱锺书集〉的态度》作为代序，其中果然提道：“他对自己的长篇小说《围城》和短篇小说以及散文等创作，都不大满意。尽管电视剧《围城》给原作赢得广泛的读者，他对这部小说确实不大满意。他的早年作品唤不起他多大兴趣。‘小时候干的营生’会使他‘骇且笑’，不过也并不认为见不得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