语言之岛（第7/14页）

他发现浮士德完全不能解决他在天文学方面的疑难。他说：摩尼教著作中“充斥着一些冗长的关于天空、星宿、太阳和月亮的神话”，这些和天文学家的发现是不一致的；当他问浮士德这些事情的时候，浮士德便坦率地承认了他的无知。“正是如此，我却更喜欢他了。因为一个正直人的谦虚比我所要探求的知识是更有魅力的；而我发现他在一些更为困难更为微妙的问题上也还是如此。”（[英]罗素著，何兆武、李约瑟译：《西方哲学史（上卷）》，商务印书馆，1982年，第429—431页）

读到这样的记载，我们会觉得奥古斯丁真是一个很有科学头脑的人，他之所以叛离了摩尼教，完全是因为摩尼教神学对宇宙的解释不符合他那个时代的科学知识。所以我也不免生出和罗素一样的好奇：假使奥古斯丁活到伽利略的时代，甚至活到今天，那么他又将做何感想呢？

而东方的思维方式，即便不讲感悟，也喜欢讲经验。我时常往返于中文论坛和英文论坛，越来越感觉出这种差异。在中文论坛里讨论法家学说，有人认为韩非子连自己的性命都没保住，可见自己肚里的学问不怎么可靠；当然有不少人起而反驳，然而我见到的所有反驳的论调都是强调韩非子其实只是知而不行，如果当真实行起来，谁能奈何得了他。

这种论调在各个领域里都很常见，反映了一种相当典型的思维方式，认为一个理论家必须首先是一个成功的实践家。看到有如此多的人竟然都是这样思考问题的，我当时非常吃惊。当然，例外也总是有的，嬴政如果也像各位网友一样因人废言，可能秦国的历史就会改写了。

我们更习惯于“实践出真知”，进而相信实践是达到真知的唯一途径。西方传统却以为经验性的知识都不大可靠，分析性的知识才是唯一可靠的，所以他们重理性，轻经验，而在所有的经验性知识当中，最受轻视的就是直觉知识，因为靠直觉得来的东西只能是言人人殊，既没法沟通，也没法检验。

所以，正如在中国一强调理性就会显得相当醒目一样，在西方强调直觉也最容易引起关注。像柏格森的生命哲学、海德格尔的存在主义，中国人可能不觉得这比禅宗的神秘主义高明到哪里去，但在西方人看起来就抢眼得很。我们看看近现代的社会思潮，中国人呼唤理性，西方人呼唤直觉，真是一件很有意思的事情。

我在读美学的时候，从朱光潜出发，很自然地读到了克罗齐。克罗齐的名气不太超出专业圈，普通读者可能并不熟悉，但很多人都听说过的那句名言“一切历史都是当代史”正是出自他的笔下。当然，这句话并不是像人们望文生义地理解为意指一切历史都是为当下政治服务的。

克罗齐出版于1902年的《美学原理》开篇的话就是在理性大背景下呼吁直觉的，当时我还不大理解东西方的这种思想差异，所以我很诧异，觉得这点道理有必要这么大张旗鼓地来说吗？现在看来，这段话真可以作为思想史上一段很有说服力的素材：

理性的知识早有一种科学去研究，这是世所公认而不容辩论的，这就是逻辑；但是研究直觉知识的科学却只有少数人在畏缩地辛苦维护。逻辑的知识占据了最大的份儿，如果逻辑没有完全把她的伙伴宰杀吞噬，也只是悭吝地让她处于侍婢或守门人的卑位。没有理性知识的光，直觉知识能算什么呢？那就只是没有主子的奴仆。主子固然得到奴仆的用处，奴仆却必须有主子才能过活，直觉是盲目的，理智借眼睛给她，她才能看。

现在我们所要切记的第一点就是：直觉知识并不需要主子，也不需要依赖任何人；她无须从旁人处借眼睛，她自己就有很好的眼睛。（[意]克罗齐著，朱光潜译：《美学原理·美学纲要》，人民文学出版社，1983年，第7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