励志书的诡计和学术书的情感（第11/13页）

哈耶克在这里讲的虽然是政治经济理论，却完全适用于我们当下的话题，因为市民社会的趣味模式就是艺术家必须取悦更多的人，而趣味越低级，人数越众多。任何具有艺术气质的人总是对这种情形大为光火，冈仓天心如此，叶维廉也是如此。

叶维廉那本《道家美学与西方文化》的用意和冈仓天心一样，也是要抵制文化艺术的工业化，书中有一节的标题就叫“文化工业以‘进步’伪装其重复与均质”，把问题讲得非常严重：

“文化工业”就是透过物化、商品化，按照宰制原则、货物交换价值原则、有效至上原则来规划传统文化的活动，用文化制裁来配合消费的需要，把文化变为机器的附庸，把利益的动机转移到文化的领域和形式上，使得文化在先定计划的控制下，大量作单调划一的生产——是人性整体经验的缩减化和工具化，把商业至上主义推演到一个程度，使任何残存的介入和抗拒的自觉完全抹除。（叶维廉：《道家美学与西方文化》，北京大学出版社，2002年，第153页）

虽然用了很多大词，看上去相当学术，但那痛心疾首的姿态一点也没有被遮掩住。只不过和冈仓天心选择了茶道不同，和威廉·莫里斯选择了以传统样式的手工生产来抗衡工业流水线不同，叶维廉的武器是道家美学。

但是，他们的努力都是白费，因为社会形态变了，我们没法希求市民社会的人们能有贵族社会的审美情趣。在贵族社会，艺术只服务于极少数上流社会的悠闲君子，虽然阳春白雪，曲高和寡，但这批“寡”人恰恰就是艺术的恩主；一旦艺术家只能从市民社会里获得报酬，那就只能走下里巴人的群众路线了。

明白了这个道理，我们就会颇为同情地理解《道家美学与西方文化》和《茶之书》里流露的那种深切的挽歌精神，不再介意他们对古老艺术的眷恋之情或多或少地遮蔽了他们的眼睛。伤逝也是一种美，即便对于学者来说。

真正以冷静的姿态阐述这个问题的是本雅明的《机械复制时代的艺术作品》，作者把市场经济的时代定义为艺术上的“机械复制时代”。我们有了摄影术、印刷术，现在还有了电脑技术，复制变成了一件无比轻松的事情。所以，不只是社会形态改变着艺术，技术也在改变着艺术，甚至撼动了艺术的本质。如果你懒得看本雅明的这一整本书，不妨看看安迪·沃霍尔的绘画，那真是很形象地嘲讽了“机械复制时代的艺术作品”啊。

本雅明那本书条分缕析，很有说服力，但我居然更喜欢时常翻翻《道家美学与西方文化》和《茶之书》，翻翻这两本明显存了爱之偏见的小书。那时候我突然理解了王国维的一句话：“余知真理，而余又爱其谬误。”

13.

说到谬误，《茶之书》的一段叙述让我想起自己小时候一段很可爱的谬误。冈仓天心讲述茶道与禅宗的渊源时，特地讲到了禅寺的组织结构，这恰恰也是我刚刚提到的社会形态问题之一例：

禅对东方思想的特殊贡献，就在于它认识到凡俗世界和精神世界同等重要。根据禅的主张，在事物之间的庞大关联中，并没有大和小的区别；即使是一颗微小的原子，也拥有与巨大宇宙同等的可能性。寻求完美的人，必须在自己的生活中，发现内心之光的反射。从这个观点来看，禅寺的组织形态具有非同寻常的意义。除了住持之外，每个僧人都被分派了照管禅寺的专门工作。说来也怪，刚入门的弟子，一般承担比较轻松的任务，而修行最深、德行最高的僧人，分担的工作远比其他人烦琐和卑贱。这些服务构成了禅僧修行的一部分，不管工作多么琐细，都必须完美地完成。这样，许多重要的回答，就在给庭院除草、给芜菁刮皮和烧水沏茶的过程中进行。茶道的全部理想，来自这样一个禅的观念，即在人生琐事中发现伟大。道家为审美理想打下基础，禅宗把这个理想付诸实践。（《茶之书》，第39—40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