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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米兰的一家书店，我第一次遇到我的读者。我很快发现，这次见面会是阿黛尔·艾罗塔坚持要组织的，她远程负责这本书的推广，还专门从热内亚去了米兰。她经过我住的宾馆，整个下午都在陪伴着我，尽量使我平静下来。我的手一直发抖，我很难控制自己，我觉得嘴里很苦。尤其是我很生彼得罗的气，因为他在比萨忙别的事情，没有来米兰。马丽娅罗莎住在米兰的，在读者见面会之前，她赶过来见了我一面，非常热烈地祝贺了我，然后她有事不得不走了。

去书店时，我心里紧张极了。看到报告厅里全是人，我低着头进去了，我觉得自己要激动得昏过去了。阿黛尔和在场的很多人打招呼，那都是她的朋友和熟人。她坐在第一排，向我投来了鼓励的目光，她时不时地和一个坐在她身后，和她年龄相仿的太太说话。一直到那时候为止，我只在公共场所发过两次言，都是在弗朗科的强迫下，听众是他的六七个同学，他们都微笑着表示理解。这次的情况完全不同，我要面对四十几张陌生的面孔，他们都是很高雅、很有文化的人，他们默默地看着我，但目光并不是很友好，大部分人不得不在那里，是因为看在艾罗塔家人的面子上。我想站起身逃走。

但这时候，仪式开始了。有一个年老的批评家——当时一位很有声望的大学老师，说了很多关于那本书的好话。他说的话我一个字都没有听进去，只想着我要说的话。我肚子疼，我在位子上弓着身子，整个世界都消失在一片混乱之中，我无法在我的内部找到那种恢复秩序的权威。但我还是假装很自如，轮到我说话时，我都不知道自己在说什么，我只是为了打破沉默，我做了太多手势，我太过于炫耀自己的文学素养和古典文化知识，最后大厅里一片沉默。

我面对的这些人是怎么看待我的呢？坐在我身边的那个教授怎么评价我的发言？阿黛尔，在她柔弱的女性外表下面，是不是已经后悔支持我？当我看向她时，我马上发现我是用祈求的目光在注视着她，渴望她的认可，这一点让我觉得非常羞怯。这时候，坐在我旁边的那个教授用手抚摸了一下我的手臂，就好像让我平静下来，他让在场的人提问。很多人都很尴尬地盯着自己的膝盖、地板。第一个开始说话的人是一个戴着厚眼镜的男人，年纪比较大，在场的人都知道他是谁，但除了我。只是听到他的声音，阿黛尔就做了一个很不耐烦的表情。那个男人说了很久出版行业的堕落，说现在出版的东西都是考虑赚钱，而不是文学性；批评家还有报纸副刊也随波逐流、唯利是图；最后他才谈到我的书，开始用比较嘲讽的语气，然后他提到了那些比较大胆的描写，他明显用了一种带着敌意的语气。我的脸一下子红了，我没有回答他的问题，只是泛泛而谈，离题万里。最后我不说话了，非常窘迫地盯着桌子。那个批评家用微笑和眼神鼓励着我，我觉得他想让我继续说。当他意识到我不愿意继续说时，干巴巴地问了一句：

“还有问题吗？”

在大厅的尽头有人举起了手。

“请讲。”

一个个子非常高的年轻人，头发很长，有些凌乱，胡子又黑又密，他用一种很鄙视的语气谈到了刚才发言的人，随口也讽刺了坐在我身边那位好心的教授。他说，我们生活在一个很褊狭、很封闭的国家里，人们在任何时候都只会抱怨，但没人能出头、能主持大局，重新建构这个国家，让一切运作起来。最后，他开始赞美我小说中的现代性。我从他的声音里认出来，那是尼诺·萨拉托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