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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损害之限:泰蕾莎·奥尔顿

风景总被人看成没有生气的。但实际上它们的形态,是激烈斗争之后的结果……“出局”对于任何事物来说都是一种不利的境遇,当然也包括女人。(风景)已死,它们被认为没有生命,它们是沉默的受害者。而我的努力,是发明一种方法——比如绘画,来让沉默者发声。

——泰蕾莎对肯特(Kent)说,《对泰蕾莎·奥尔顿的采访》,

《闪光艺术》,127,1987年4月

我在寻找一种大约的证据,来证明“人之为人”。

——泰蕾莎·奥尔顿,《身份变化下的信仰手记》,《领域》,2010年

他们无法安置自己主题下的线索。

——泰蕾莎·奥尔顿,

与尼古拉斯·詹姆斯(Nicholas James)的对话,《艺术家访谈》,2010年

2005年,泰蕾莎·奥尔顿展出了一幅画,名为《失语》(Speech-less)。浅黄绿的光旋与洪水占据了巨大的帆布中央,勉强被涵盖在竖直的深绿长条里,使得画面可以用框架来固定。画面中央似乎有一些东西——些微的,但只是些微的、密布的颜色(绿、黄还有橙色,它们比起调色板上的原色都要有所加深)从光中显露出来,从而自成了一个不可调和的形状,形成了溢出与不牢靠的回收,形成了环顾四周的灼热。与奥尔顿其他作品类似,这幅作品会让人想起透纳(Turn-er)晚期,1845年的作品《日出和海怪》(Sunrisewith Sea Monsters),或者是他稍早一点的,创作于1820年至1830年间的作品《深红色的云》(Crimson Clouds)。但事实上,这种相似大概只是起先吸引人眼球的混合的色团所引起。这些色团是那么的令人心神不宁,以至于被人们取了“怪兽”这样的绰号(其实它更接近于一条鱼);它又会让人感受到某种莫名的暴力,在次要的位置既寻求又抗拒,呈现一种短而急促的深红色的涂抹,刺穿一整块苍白的天空,留下一抹血红。这种“暴力”在透纳的作品中是很著名的,在《奴隶船》(The Slave Ship)、《狂浪与残骸》(Rough Seawith Wreckage)、《深陷浮冰中的捕鲸船》(Whalers Entangledin Flaw Ice Endeavouringto Extricate Them-selves)等作品里都有体现。但奥尔顿的作品是有所不同的。尽管巨大的帆布上呈现的依然是基本的“色彩暴力”,但其中多余的部分已经被摒弃,从而呈现出更加集中的形态,一种有形的主题,尽管它们可能仍然模糊不清。透纳的暴力,往往基于实在的残骸、风浪下的挣扎、光线与水汽在文明世界里最不可能的组合(同时也是一种颠覆)。奥尔顿承认自己的罪过,但这和所有创造性的罪过一样,只是涂损表面的一种形式。她的作品里并没有有形的框架或支撑。人们无法找到(有人假装找到)可供解读的“机理”。这里只有纯粹的动乱,以及令人混乱的狂暴。她尝试表现的,是世界在喑哑的前提下遭受的袭击。尽管这种方法本身就是一个麻烦,但奥尔顿和透纳一样,为人们提供了一种激进而混乱的原理:空气是水,泥巴是光,光就是声音。又或者声音是本该存在但却又莫名消失的东西。只需要盯一会儿,《失语》中的光圈就会变成一张发不出声却始终张大的嘴。在她艺术生涯的最初阶段,奥尔顿向我们提出了这样一个问题:当她自己,或者这个世界,遭受这个世界的栖居者或拥有者的严重损害,面临失语之时,一个艺术家可以做些什么呢?

如果说泰蕾莎为本书提供一幅最终的、概括性的肖像,那是因为她带我们回到本初,回到我所有故事原始的实质,而这实质也发生在每一个正在发生在我们这个世界上的故事之中。简单地讲,她是所有现代女性画家里最令我感到不安的一位。她身上会有一种在我看来无从抗拒的混合——通过传递给每一个观看她画作的欣赏者的需求来表现。奥尔顿认为,为了了解这个世界究竟哪里出了错,我们必须深入到地球的核心中去。她彻底颠覆了地球,首先是剥开它的皮肤。“皮肤是内部的总括,是它生命的记录。”玛格丽特·沃尔特斯(Margaret Walters)对于她1992年的画展“抽象与记忆”(Abstractwith Memo-ries)写道。我发觉自己沉迷于想象她所呈现的深层内里、摩擦声、划痕、深挖而得到的裂痕中的钉子、聚集起来的石头碎片、缠绕着手指的岩石毛边、烂泥塘(她曾把自己比作是一个忠诚的行走者,但她应当不是指我所说的这个意思)。“你越是以沉重的结构来表现自己,就越意味着你自身的复杂。"1998年她这样表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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