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 亨利·古斯塔夫·莫莱森（1926-1953）（第2/7页）

1953年，当时亨利对过去的记忆还很清晰。但他的未来却越来越黑暗。倘若事情继续向前发展，倘若他的癫痫变得更频繁、更严重，那么就不难想象，他很快就会变成他年迈的父母的巨大负担。若是他无法工作，没有产出，古斯塔夫和伊丽莎白就不得不放弃他。他们或许会送亨利到附近的曼斯菲尔德技校（Mansfield Training School）这类的地方，这个学校在1930年由两个老机构合并而成，它们分别是康涅狄格州低能培训学校（Connecticut Training School for the Feebleminded）以及康涅狄格州癫痫收容所（Connecticut Colony for Epileptics）。在那里，亨利会受到更多的束缚，这些束缚会牢牢地束缚住他的人生。和里面的诸多病人一样，亨利会被安置到工地现场去制作砖头，或者他仅仅坐在拥挤的病房里，变得越来越容易失神，慢慢滑向未知的命运。

除非……

1953年4月23日下午，在佛罗里达州好莱坞海滨酒店的一间大型宴会厅里，外祖父走上讲台，向哈维·库欣学会（Harvey Cushing Society）致辞，那是美国最卓越的脑外科医生联合团体。外祖父的致辞是年度神经生理学研讨会的闭幕词。之前，约翰·富尔顿为研讨会发表了开场演说，他在演说中开了一个贝基的玩笑，贝基就是那只来自富尔顿实验室的黑猩猩，这只猩猩在17年前给了埃加斯·莫尼兹灵感，促使他开始进行人类额叶切除。富尔顿玩笑说道，“就是这张脸，切掉了一万个脑叶？”同时呈出了一张照片，上面是贝基那张皱巴巴的脸。富尔顿又进行了呼吁，鼓励在场的众多神经外科学者去“像对黑猩猩一样，对他们的病人进行彻底的研究，因为你们有着绝佳的机会，去洞察关于额叶功能的基础性问题，相比之下，我们却只能在不能说话的野兽身上获取信息。”

另一位名叫保罗·麦克莱恩（Paul MacLean）的耶鲁大学研究者，在富尔顿之后进行演讲，他是世界前沿的动物边缘叶的研究权威，他的演讲以极富文学性的语言开头：“今天，在一年一度的莎士比亚诞辰纪念日，或许对一位英国文学爱好者来说，这是一个对莎士比亚或培根的戏剧作品进行重新讨论的绝好时机。然而还有一个同样亟待业内人士解决的问题，那就是大脑的机能。在大脑中，这些机能的作者（这些脑内结构本身）很容易辨别。然而这些作者书写了什么呢？这是一个问题。而这也充分说明了我们对边缘叶系统机能的了解太过缺乏，尤其是那位重要的作者，即我们所知的海马体或者‘阿蒙的号角’(Ammon'shorn）。”

接着，麦克莱恩又展示一个全面的调查结果，来佐证我们对海马体真正的机能是多么缺乏了解。接着，他以一种抱怨的口吻，以及对富尔顿范式的挑战来作为结尾：“动物实验对研究海马体结构的‘主体性’机能的贡献微乎其微。”他说道。“正如维也纳学派的观点，心理是一种信息，无关物质或者能量。动物们不能表达它们的感受。这是生理学家所遭遇的障碍。当他们意识到这盏阿拉丁神灯不属于自己后，他们的目光便会习惯性地转向神经外科医生们！”

这个舞台似乎专为我外祖父而打造。

外祖父从讲台上向下俯瞰着这一众外科医生和科学家。其中有许多他这个领域的巨匠：比尔·斯威特（Bill Sweet）、利奥·大卫杜夫（Leo Davidoff）、吉尔伯特·霍拉克斯（Gilbert Horrax）。而我外祖父那时已经47岁，他不再是曾经那位野心勃勃的年轻奋斗者。他现在是这里许多人的同僚，不仅仅是同僚，甚至可以说，外祖父是他们的老师。之前，耶鲁大学和康涅狄格州州立大学的神经外科治疗项目进行了合并，外祖父出任项目的联席董事，为他母校培养下一代研究者，教授后辈们那精妙而又残忍的技艺，教他们使用他发明的各种技术和工具，而宴会厅中的许多人都将这些方法和工具应用到了他们自己的实践中。在神经外科学界的眼中，他已经变成了一位伟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