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那些信件是我外祖父和两个哈佛科学家的通信。他们分别是内分泌学家富勒·奥尔布赖特（Fuller Albright）和神经学家斯坦利·科布（Stanley Cobb），就是他们为我外祖父建立了早期的雄心，并激发了他的研究动机。外祖父的大部分信件写于他在纽约的贝尔维尤医院神经科实习期间，那时他正在探索研究的前路。他在给奥尔布赖特的第一封信里写道，他的诉求是“希望得到一些建议，如果可能的话，再获得一些关于临床内分泌科的一手经验，最好有一些神经性精神病学有关的实践。”内分泌学的研究对象是内分泌系统，它负责调节人体的荷尔蒙。他附上了当时自己唯一发表过的论文，那是他在《美国医学协会年鉴》（Journal of the American Medical Association）上所刊登的自我个案分析，也是他与一种最为神秘的疾病的独自较量。“一个28岁的医生，”文中写道，"1934年夏天，在挪威喝了现挤的生牛奶，并食用了山羊奶酪之后，发生了呈周期性不断加剧的不适、疲劳以及一般性的肌肉和关节疼痛。”他描述说，自己已经被持续六个月的疼痛和乏力击垮了，他已经为此搁置了尚处于初期的事业，并接连被诊断为神经衰弱。那时候神经衰弱症是个包罗万象的精神病术语，常常用来描述人们在心理上无法应对高压力事件的问题。文中记载道，他试图去找到另一种解释，结果他发现其布鲁氏菌（brucella）检测呈阳性，布鲁氏菌是一种波浪形的，会引起发烧的细菌，那些挪威的牛羊身上常会携带这种细菌。我外祖父苍白的前臂上有一个皮试引起的巨大脓肿。他清楚地证明了那些医生的错误，并发现一个简单容易治疗的生理性疾病，却被他们归因到了模糊而难以定义的心理原因之上。“这篇文章，”他在结语中写道，“建议提出一种新的诊断，来代替那早该摈弃的‘神经衰弱症’。”

在给奥尔布赖特的信中，我的外祖父对他目前为止的职业道路进行了概述：“我在1928年进入耶鲁大学学习文学，1932年进入宾夕法尼亚大学医学院，在哈特福德医院和纽约长老会医学中心（Presbyteri-an medical center NYC）进行了两年的普内科和外科学习。还有一年在康奈尔医学中心的精神病科；一年在贝尔维尤医院的精神科，师从福斯特·肯尼迪（Dr.Foster Kennedy）医生。”顺便提一下，肯尼迪是一个优生学的狂热支持者，他在1942年担任美国神经学协会（American Neurological Association）的主席时，眉飞色舞地宣称墨西哥人有智力迟滞并且应该被杀死，他声称“我相信实施安乐死的地方，肯定具有某种不可救药的缺陷，而且这是大自然的错误，这些缺憾一直在我们视线之外，并且从未被发现过。”

科布和奥尔布赖特为外祖父提供了为期一年的双料奖学金，他需要将时间分配于科布的临床实践，以及奥尔布赖特的实验室工作之中。外祖父热诚地接受了，并同意在与贝尔维尤的合同到期后，就立马搬到波士顿。他对即将开始的重要研究满怀希望，却又担忧自己的热忱会被时间所消磨掉。“那些关于同性恋者性荷尔蒙、更年期或是孕期精神病患的尿样分析，似乎太过庞杂，而且对于一年的研究员职位申请，您不觉得有点不太现实吗？”他写道。同时，他又写道，他在离开贝尔维尤之前，可以接受任何研究泌尿系统的实验性工作。他想知道是否有可能在医院期间就获得“一个我可以胜任的简单课题”，这个课题需要“素材丰富，同时又对实验室设施要求较低”。

我读了两遍才明白他提到的“素材”的意思。

在获得柯布和奥尔布赖特的双料奖学金后，外祖父并没有取得什么骄人的成绩了。翻阅了外祖父在奥尔布莱特实验室的一些研究报告以后，看到了奥尔布莱特给他的信，“我看了你的手稿，其中有这些问题，你的研究涵盖了丰富的问题，但是没有就其中一个问题进行足够的观察和完美的解决。我觉得他们并不太能在实质上推动医学的进步。”外祖父并没有对那严厉的批评进行反驳，“感谢您的友善，以及来信反馈我的各种文章和数据。我非常同意，它们只是一堆没有什么意义的信息大杂烩。”他这样写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