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爸爸忍住泪水。无论如何，他不能当着我的面流泪。他终日坐在妈妈的旧椅子上，脸一天比一天阴暗，从守丧期的第一天起，他就没有刮脸，他点头迎接客人，等客人走时又点头与之告别。那些天，他几乎不说话，仿佛妈妈的死疗治了他打破沉寂的积习。现在他一连几天默默地坐着，任他人说话，谈论我妈妈，谈论书和书评，谈论政治转折。我试图坐在他的对面，目光几乎终日不离开他。每当我从他椅子旁边经过时，他就疲惫地拍拍我的胳膊或后背，除此之外，我们谁也不跟谁说话。

守丧期间及其后，妈妈的父母和姐妹没来耶路撒冷，他们在特拉维夫哈娅姨妈家里单独守丧，因为他们把灾难归咎于我的父亲，无法忍受看到他的面孔。我听说甚至在葬礼上，父亲和他父母一起走，妈妈的姐妹和她们的父母一起走，两大阵营没说一句话。

我没有参加妈妈的葬礼。莉莉亚阿姨，莉亚·卡利什—巴—萨姆哈，被视为研究一般情感尤以研究儿童教育见长的专家，害怕埋葬会对儿童心理产生不利影响。从那以后，穆斯曼家族的人们从未光顾过我们在耶路撒冷的家，父亲这边也没有去看过他们，或是建立任何联系，因为穆斯曼家族的怀疑令父亲受到了严重伤害。在那些年，我成了中间人。第一个星期，我甚至就如何处理妈妈的私人物品一事拐弯抹角地在中间传话，还有几次，我转交她的私人物品。在接下去的几年里，姨妈们经常小心盘问家里的日常生活情形，爸爸和爷爷奶奶的健康状况，爸爸的新妻子，乃至我们的物质生活状况，但是她们执意让我长话短说：我没兴趣听。或者：够了，我们听得已经够多了。

父亲一方有时也作一两个暗示，询问姨妈，她们的家人，或者克里亚特莫兹金的外公外婆，但我开始回答两分钟后，他就脸色蜡黄，十分痛苦，示意我就此打住，不要再继续详述了。当施罗密特奶奶在1958年去世时，姨妈和外公外婆让我转达对亚历山大爷爷的慰问，穆斯曼家族认为爷爷是整个克劳斯纳家族唯一心地善良的人。十五年后，当我把外公去世的消息告诉亚历山大爷爷时，他握紧双手，接着双手堵住耳朵，提高声音，与其说伤心，不如说愤怒，说：“上帝啊！他还年轻着呢！一个心地单纯的人，但是很有情趣！深沉！你呢，告诉那边所有的人，我的心为他哭泣！请你一定要这样告诉他们：亚历山大·克劳斯纳的心在为亲爱的赫尔茨·穆斯曼先生的早逝而哭泣！”

甚至在守丧期结束，房子终于清静下来，爸爸和我把门关上，只剩下他和我两个人时，我们之间也几乎没话，除了某些最为基本的事情：厨房门卡住了，今天没有邮件，可以用卫生间了，但没有手纸了。我们也避免目光相遇，仿佛我们都为做过的事情而惭愧：如果不那样，情形可能会好得多，如果我们能默默地惭愧，同伴对你一无所知，你对他也一无所知，至少会好一些。

我们从来没有谈起妈妈。只字未提，也没有谈起自己，也没有谈起丝毫与感情有关的事情。我们谈论冷战，我们谈论阿卜杜拉国王遭到暗杀、第二轮战争的威胁。父亲向我解释象征、寓言、寓意的区别，英雄传奇与神话传说的区别。他也向我清晰而准确地讲述了自由主义与社会民主的区别。每天早晨，即使在这些灰暗、阴沉、迷蒙的1月早晨，伴随着第一缕晨光，外面湿漉漉光秃秃的树枝枝头传来呆鸟爱丽丝可怜的歌吟：“啼—嗒—嘀—嗒—嘀”，但是，这个严冬，它没有像在夏季那样把该旋律重复三四次，而是只叫一次便默然无语。直至如今，直至我写下这些文字之前，我几乎就没有谈起过我的母亲，没和爸爸谈起，没和夫人谈起，没和子女谈起，没和任何人谈起。爸爸死后，我几乎也没有谈起他。仿佛我是个弃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