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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母亲自杀后三个月,该为我举行成人礼了。没有举行庆祝宴会。他们为应付此事,让我安息日上午在塔赫凯莫尼犹太会堂念《托拉》,我嘟嘟囔囔读上每周定期读的内容。整个穆斯曼家族从特拉维夫和克里亚特莫兹金来到此地,但是他们待在犹太会堂的一个角落,尽量远离克劳斯纳家族。两大阵营相互之间没有说一句话,只有茨维和布玛,我的姨父们,也许略微、几乎不被察觉地点点头。我像一个晕头晕脑的小狗,在两座军营之间来回奔跑,尽量让自己装出快乐孩子的样子,模仿父亲没完没了地说话,父亲始终憎恨沉默,为片刻沉默而责备自己,感到有责任驱逐沉默。

只有亚历山大爷爷毫不犹豫地穿过铁障,亲吻我从海法来的外婆和我妈妈两个姐妹的双颊,采用俄国的方式,左右左,共三下,使劲把我搂在他的体侧,高兴地大叫:“咳,那什么,一个迷人的孩子,不是吗?一个挺不错的孩子!而且非常有才华!非常非常有才华!非常!”

我父亲再婚后,我的学习成绩一落千丈,以致遭到开除学籍的警告。(我母亲死后一年多,我被从塔赫凯莫尼转到热哈维亚中学。)我父亲将此视为奇耻大辱,勃然大怒,想尽各种办法惩罚我。逐渐,他开始觉察到,这是我发动的游击战争形式,直到迫使他让我到基布兹去,才会停止。他予以还击:我每次走进厨房,他都会起身离去,不说一句话。但是一个星期五,父亲超出常规陪我去雅法路中央的老埃格德公共汽车站。在我就要登上开往特拉维夫的汽车时,他突然说:

“要是你愿意,就问问他们对你想去基布兹有什么看法。不用说,他们的看法不会约束我们,不会让我们特别在意,但是这一次我不反对听听他们觉得这件事有没有可能性。”

早在母亲去世前,从她开始生病,甚至生病之前,我住在特拉维夫的姨妈就把我父亲视为一个自私自利、也许有点专横跋扈的男人。她们确信,自从她死后,我一直饱受他的奴役,在他的压迫下痛苦呻吟,自从他再婚后,继母也在虐待我。我一而再再而三地努力,就像故意惹我姨妈们生气,在她们耳边述说父亲和他妻子的好处,他们如何全心全意地照顾我,尽其最大努力确保我什么也不缺,姨妈们一个字也不听,她们生气,她们发火,仿佛我正在为阿卜杜拉·纳赛尔及其政权大唱赞歌,或者是为阿拉伯游击队员辩护。我一开始大肆赞扬父亲,她们二人就会让我闭嘴。哈娅姨妈说:

“够了。请不要说了。你让我心痛。他们好像给你好好洗过脑子了。”

索妮娅姨妈在这种时候不会谴责我,她只是一个劲儿地哭。

在她们审度的目光下,事实开始为自己说话:我看上去骨瘦如柴,面色苍白,紧张不安,没有清洗得干干净净。他们那边一定是不管我,如果不是更糟。脸上的伤口是怎么回事?他们没给你看医生吗?这件破套头衫,这是你唯一的行头?他们上次给你买内裤是什么时候?回去的路费呢?他们忘记给你了吗?没有?你为什么这么固执?你为什么不让我们给你兜里塞几块钱,为安全起见呢?

我一到达特拉维夫,姨妈们便扑向我度周末带来的行李包,拿出衬衣、睡衣、袜子、内衣、备用手帕,无言地啧啧不已,判处这些东西要全部清洗,用开水烫,在阳台上彻底晾晒两个小时,拼命熨烫,偶尔坚决予以毁灭,好像她们正在免除瘟疫之灾,或者是把我所有的个人财产送去接受再审查。第一件事总是让我去洗澡,第二件事是坐在阳台上晒半小时的太阳,你脸色煞白得像墙壁一样,你吃串葡萄吗?吃个苹果?吃些生胡萝卜?然后我们去给你买些新内衣,或一件体面的衬衫,或一些袜子。她们都给我吃鸡肝、鳕鱼肝油、果汁和许多新鲜蔬菜,仿佛我直接从隔离区来到此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