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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下了保证，并信守诺言。他称我是个聪明伶俐的孩子，有那么一两次甚至叫我“小伙子”。

妈妈深情地向我微笑，可那却是没有微笑的微笑。那年冬天，她的眼角增加了许多皱纹。

串门的人不多。莉兰卡—莉莉亚·卡利什，即莉·巴—萨姆哈，两部风靡一时的儿童心理学著作的作者隔些日子来上一次。她和我妈妈面对面坐在那里，两人用俄语或波兰语交谈。我有一种感觉，她们正在谈论故乡罗夫诺，谈论她们在苏森基森林里被德国人枪杀的朋友和老师。因为他们偶尔会提到伊撒哈尔·莱斯，深受塔勒布特所有女孩爱恋颇具性格魅力的校长的名字，提到布斯里克、伯克夫斯基、范卡·塞德曼等老师的名字，以及她们童年时代一些街道和公园的名字。

施罗密特奶奶偶尔会来，察看冰柜和食品储藏柜，眉头紧锁，在走廊一头、狭小的卫生间兼厕所门外和我父亲简短地嘀咕几句，接着往妈妈休息的房间里偷偷张望，亲切地问：

“你需要什么吗，亲爱的？”

“不，谢谢。”

“那你干吗不躺着呢？”

“你冷吗？我把电热器给你打开？”

“不，谢谢。我不冷，谢谢。”

“医生呢？医生什么时候来的？”

“我不需要医生。”

“真的吗？嗯，你怎么有把握你不需要医生？”

父亲用俄语局促不安地向他母亲说些什么，随即向她们二人道歉。奶奶指责他说：

“安静，罗尼亚。你别管。我在和她说话，不是和你说话。对不起，你给孩子做什么表率？”

孩子立刻走开了，不过有那么一次，他确实想法子听到奶奶向陪她走向门口的爸爸低声说：

“就是。装模作样。就像该给她月亮似的。你别和我争。你可以认为只有她在这里过得艰难，你可以认为我们大家都在养尊处优。你应该给她开点窗子，人在里边真会憋死。”

尽管如此，还是请了医生。不久又请了一次。妈妈被送进诊所做全面检查，甚至到临时设在大卫迪卡的哈达萨医院住了两夜。什么也没有查出来。从医院回来两个星期后，她脸色苍白，浑身无力，于是又请了医生。一次甚至深更半夜把医生请来，他和父亲在走廊里开玩笑，和蔼的声音浑厚粗犷，像木胶一样，把我从梦中惊醒。沙发夜里打开，变成一张窄小的双人床，在妈妈那边，放着各种各样的药包和药瓶，维生素片，叫什么APC的治疗偏头疼的药片，等等。她不肯躺在床上，静静地在窗边的椅子上连续坐上几个小时。有时她显得情绪很好。那年冬天，她和父亲说话时声音轻柔而和蔼，仿佛生病的是他，仿佛如果有人提高嗓门，他就会发抖。她和他说话形成一种习惯，仿佛在跟孩子说话，甜美、深情，有时甚至像对婴儿讲话。而跟我说话时，她就像在对知己说话。

“请不要生我的气，阿摩司，”她说，那目光把我的心灵深深刺痛，“不要生我的气，我现在有点难受，你可以看出现在我要想把什么都做好，该有多么费劲。”

我早早地起来，扫地，而后再去上学，每星期用肥皂水冲洗两次地板，再擦干。我学会了切色拉，往面包里夹黄油，煎鸡蛋，为自己准备晚餐，因为一般情况下，妈妈都是晚上有点犯病。

至于父亲，这些天突然显得兴高采烈的，原因并不明显，对此他竭力加以掩饰。他独自哼着小曲，没来由地咯咯直笑，一次，趁他不备，我看见他在院子里又蹦又跳，像突然被什么叮咬了似的。他晚上经常出去，等我睡着了以后才回来。他说，他需要出去，因为我的房间九点关灯，他们房间里开灯妈妈会受不了。每天晚上，她摸黑坐在窗前的椅子里。他努力和她坐在一起，坐在她身边，一言不发，好像在分担她的痛苦，但是活跃而缺乏耐性的天性使他无法一动不动地坐上三四分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