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也许当时被围困在耶路撒冷的人们，谁也不会伤悼巴勒斯坦难民的命运。老城里的犹太人居住区，犹太人在那里一连居住了数千年（唯一的断档是在1099年，十字军把当时居住在那里的犹太人全部杀光或者赶跑），沦于外约旦阿拉伯联盟之手，那里所有的建筑都遭到洗劫，或被夷为平地，居民遭到杀戮、驱逐或囚禁。古什埃齐昂的定居点也遭到抢占和破坏，居民遭到杀戮或沦为俘虏。阿塔罗克、内韦雅考夫、卡利亚和贝特哈拉瓦遭到破坏，居民流离失所。居住在耶路撒冷的上万犹太人害怕等待自己的将是同样的命运。当守卫者之音广播电台宣布塔里比耶和卡塔蒙的阿拉伯居民纷纷逃走时，我不记得自己曾经为阿爱莎和她弟弟动过恻隐之心。我只是和父亲一起把耶路撒冷地图上的火柴棍向前挪动一下。几个月的轰炸、饥饿和恐惧让我心硬如铁。阿爱莎和她的小弟弟去了哪里？去了纳布卢斯？大马士革？伦敦？还是去了德黑沙难民营？而今，倘若阿爱莎依然健在，她该是个六十五岁的老太太了。她的小弟弟，小弟弟的一只脚有可能被我砸坏，现在也是快六十的人了。也许我可以动身去寻找他们？去查明希尔瓦尼家族的人在伦敦、南美和澳大利亚如今过得怎么样。

但是，假设我在世上某个所在找到了阿爱莎，或找到当初那个可爱的小男孩，我如何介绍自己呢？我说什么？我真能解释什么吗？我能主动给予什么吗？

他们是否还记得？倘若记得，他们记住了什么？抑或日后所经历的恐惧，使二人忘却了在树上卖弄自己的傻瓜？

并非都是我的过错。不全是。我实际上只是说话，喋喋不休地说话。是阿爱莎对我说，过来，看看你会爬树吗？如果没有她的敦促，就不会发生我爬树的事，她的弟弟——

一切已然过去。无可挽回。

泽弗奈亚街的民族卫士总部发给父亲一支旧步枪，让他夜里在凯里姆亚伯拉罕的街道巡逻。那是一支黑色步枪，沉甸甸的，磨损的枪托上刻着多种外文单词和词首字母。父亲还没有学怎么开枪，就迫不及待试图破解那些字母。也许是第一次世界大战期间使用的一支意大利步枪，不然就是一支美国的老式卡宾枪。父亲把枪摸了个遍，在上面瞎琢磨，推也推不动，拉也拉不开，最后把枪放在地上，回过头去检查弹盒。这下立即赢得了耀眼的成功。他设法取出子弹，一只手显摆一把子弹，另一只手则显摆弹盒，欣喜若狂地向站在门口的我这个小人儿挥动这两样东西，并且揶揄那些给拿破仑·波拿巴泄气的胸襟狭隘之人。

但是，当他试图把子弹放回弹盒时，一下子从胜利走向一败涂地：子弹赢得一阵自由后，竟然顽固不化，拒绝再次遭到监禁。无论怎样绞尽脑汁哄骗利诱，几乎都无济于事。他试着把它们原样放回，翻过来，倒过去，时而轻轻地，时而用学者型的纤细手指铆劲儿，他甚至把子弹交错开来，一个朝上，一个冲下，但是无果而终。

可父亲没有被吓倒，他试图用魔法把子弹放进弹盒，用充满激情的声音冲它们背诗，他给它们选择了波兰爱国主义诗歌，奥维德、普希金、莱蒙托夫、中世纪西班牙时期的整首整首爱情诗——都使用原文，都带有俄罗斯口音，都无济于事。最后，他勃然大怒，慷慨激昂地从记忆中抽取某些片段：古希腊的荷马史诗、德国的《尼伯龙根之歌》、中世纪英国的乔叟，还有我了如指掌的沙乌尔·车尔尼霍夫斯基的《卡来瓦拉》希伯来语译文，以及《吉尔伽美什》史诗，运用了各种可能用上的语言和方言。无果而终。

因此，他垂头丧气，一只手拿着沉重的步枪，另一只手拿着包在原本用来装三明治的绣花口袋中的子弹，兜里装着空空如也的弹盒（祈祷上帝他不要忘记），回到泽弗奈亚大街的民族卫士总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