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妈妈说：

“是啊，但是加件毛衣，外面冷。”

但是，星期六早晨我们才知道那次至关重要的会议下午在成功湖召开，由于纽约和耶路撒冷存在时差，所以这里要等到晚上才开始，或许因为耶路撒冷也是如此一个偏僻的地方，离大世界这么遥远，相隔万水千山，那天晚上发生在那里的一切，只是隐约传到我们这里，一向在经历了延宕之后。投票结果传到耶路撒冷，要等到很晚，可能将近半夜，这时孩子已经在被窝里躺了一个小时，因为第二天早晨要去上学。

妈妈爸爸迅速说了几句话，用波兰语和俄语进行简短交流，最后妈妈说：

“你今天晚上最好像平时一样睡觉，但是我们坐在外面篱笆墙边，听伦伯格先生家阳台上放的广播，倘若结果是肯定的，即便已经半夜，我们也会把你叫醒，让你知道。我们保证。”

后半夜，投票即将结束，我从睡眠中醒来。我的床就在窗下，窗外便是大街，于是我跪起身，透过百叶板向外窥探，周身颤抖。

就像一场可怕的梦，人影绰绰，大家站在一起，站在昏黄的街灯旁，阳台上，路上，犹如众多的幽灵。数百人一声不吭，邻居，认识的和不认识的，有的穿着睡衣，有的穿着西装外套打着领带，还有几个人头戴帽子，有些女人头上什么也没戴，有些女人身穿晨衣，头上包着头巾，有些人的肩膀上驮着睡眼惺忪的小孩，我注意到，在人群边上，偶尔有个老太太坐在凳子上，或是有个被人连同椅子搬到大街上的老头。

在那个可怕的宁静夜晚，整个人群仿佛化作石头，他们仿佛不是真人，而是映在闪烁不定的黑暗幕布上的黑色剪影，宛如死者站在那里，听不到一个字，听不到一声咳嗽，听不到一声脚步，听不到蚊虫嗡嗡的叫声，只有音量开到最大嘟嘟作响的收音机里传来美国播音员那深沉粗犷的声音，令夜晚的空气颤抖。也许那是联合国大会主席、巴西外长奥斯瓦尔多·阿拉尼亚先生的声音。他按照英语字母表顺序一个接一个读出名单上的最后几个国家名，这些国家的代表立刻作答。大不列颠及北爱尔兰联合王国：弃权。苏维埃社会主义共和国联盟：同意。乌拉圭：同意。委内瑞拉：同意。也门：反对。南斯拉夫：弃权。

声音戛然而止，一阵幽冥之中的宁静突然降临，令整个场面凝固，一阵可怕而令人恐惧的宁静，几百人屏住呼吸时的宁静，从出生到那时，从那个夜晚到现在，我从未感受过这样的宁静。

接着，又传来那个深沉并略带嘶哑的声音，令空气颤抖，那粗犷冷峻又充满激动的声音总结：三十三票赞成，十三票反对，十票弃权，一个国家未参加投票。决议通过。

广播里爆发出吼声，成功湖大厅的走廊一片声浪，吞没了他的声音，叫喊，怀疑，目瞪口呆，约莫过了两三秒钟，耶路撒冷北部凯里姆亚伯拉罕区边缘我们这条遥远的街道上也一下子爆发出吼声，那叫喊令人胆寒，划破黑暗、房屋与树木，穿透大地，那不是欢乐的叫喊，一点不像观众们在运动场上的叫喊，不像激动狂欢的人群发出的叫喊，也许更像困惑与惊恐中的尖叫，一阵灾难性的叫喊，那叫喊可以撼动山石，让你血液凝固，仿佛已在这里死去的死者和正在死去之人瞬间拥有了叫喊的窗口。随即，代替惊恐尖叫的是欢乐的怒吼，沙哑的哭喊声响成一团，“犹太民族活下去了”，有人试图唱起《希望之歌》，女人们边尖叫边拍手，“在这里在我们先祖挚爱的土地上”，整个人群宛如搅拌机里卷起的水泥开始缓缓地转圈，不再有任何禁忌。我穿上长裤，但没顾上穿衬衫或毛衣，夺门而出，某位邻居或者陌生人把我抱起，免得让人踩在脚下，我被从这个人手中传到那个人手中，最后在家门口不远处骑到父亲的肩头。父亲和母亲相拥着站在那里，像两个在森林中迷路的孩子，无论以前还是之后我从来没有见他们这样，我在他们共同的怀抱里停留片刻，接着又回到了父亲的肩头，我那位温文尔雅彬彬有礼的父亲站在那里声嘶力竭地叫喊，不是叫喊语词、文字游戏或犹太复国主义口号，甚至也不是欢乐的叫喊，而是没有任何藻饰的长声叫喊，好像那时还没有发明文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