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施罗密特奶奶一把抓住他的胳膊，命令道：

“兹希亚！够了！你在说什么呀。够了。真的够了。”

他们想办法让他平静下来。给他倒了一小杯白兰地，在他面前放了一些饼干。

可杜戴克伯伯，维里克中校，显然认为爷爷不该当着警察的面如此歇斯底里咆哮狂言，他站起身，戴上他那顶气派的大檐警帽，正了正左臀部的手枪套，从门口主动赐给我们一个暂缓之机，一线光明，仿佛在怜悯我们，俯就对我们的呼吁做出反应，至少在一定程度上：

“但是，还有一个官员，一个爱尔兰人，确实是个人物，再三重申，犹太人比世界上所有的人加在一起都要聪明，他们始终幸免于难。他是这么说的。问题是，他们要免除的是何种灾难？大家，晚上好。我只是要求你们不要重复我跟你们说过的话，因为那什么这是内部消息。”（杜戴克伯伯这辈子在耶路撒冷住了六十年，甚至在年老之际也总是要说“因为那什么”，忠心耿耿拘泥于语言模式的三代人没能把他教好。即使他身为高级警官，最后做了耶路撒冷警察局局长，后来又荣任旅游部副部长，也无济于事。他一如既往：“因为那什么我是个犹太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