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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些人说，各种与显贵人物有关系的犹太人，热哈维亚的富豪，与英国人有关联的承包商和批发商，托管政府里的达官贵人，已经得到暗示，最好尽快到国外去，或至少把家人送到某种安全的避难所。他们提到，某某人家已经动身去了美国，许多家道殷实的商人一夜之间离开耶路撒冷，举家定居特拉维夫。他们定是知道其他人只能想象的事情，或者他们可以想象这只是我们的一场梦魇。

另一些人述说，一帮帮阿拉伯青年夜里在我们街上到处搜寻，手里拿着一罐罐油漆和刷子，事先在犹太人的房子上标上记号，并给他们分类。他们声称，武装起来的阿拉伯民众，执行耶路撒冷大穆夫提的命令，已经控制了城市周围的所有山峦，英国人对此睁一只眼闭一只眼。他们说，外约旦阿拉伯军团，接到英国陆军军官约翰·格拉布·格拉布，帕夏的命令，在整个国家各主要位置部署兵力，甚至只要犹太人一有动静，便可将其摧毁。穆斯林兄弟会的战士们，经过英国人允许，从埃及携带武器而来，耶路撒冷周围的山上壁垒森严，挖好的掩体就隐蔽在基布兹拉马特拉海尔对面。有些人希望，英国人走后，美国总统杜鲁门会顶住压力，迅速派兵，两艘巨大的美国航空母舰已经在西西里准备东进。杜鲁门总统当然不允许在使六百万人丧生的大屠杀发生后不到三年的今天，在这里发生第二次大屠杀。富有并具影响力的美国犹太人会给他施加压力。他们不会袖手旁观。

有些人相信，文明世界的良知，或进步的公众舆论，或国际劳动者阶级，或对犹太幸存者悲剧命运油然而生的普遍负疚之情，会采取行动摧毁“英阿毁灭我们的阴谋”。至少，我们的一些朋友和邻邦促使自己在那个威胁四起的奇怪秋天伊始，欣慰地想到，即使阿拉伯人不愿让我们留在此地，但欧洲人最最不愿意让我们回去再次拥入欧洲，因为欧洲人比阿拉伯人更强大有力，随之而来的便是我们可以有机会留下。他们会迫使阿拉伯人吞咽下欧洲人使劲吐出的东西。

无论是哪种方式，几乎每个人都预见战争迫在眉睫。地下广播在广播波段播放激情澎湃的歌曲。食品、油、蜡烛、糖、奶粉和面粉几乎从奥斯特先生杂货店的架子上不翼而飞，人们开始为即将发生的不测储备应急物品。母亲在厨房的食柜里放上一袋袋面粉、死面薄饼粉、一包包面包干、速溶燕麦片、油、熟食品、罐头食品、橄榄油和糖。父亲买了两小罐密封得严严实实的煤油，储存在卫生间的洗涤槽下。

父亲依旧每天出去，一如既往，早晨七点半到守望山的国立图书馆上班，乘坐从盖乌拉开来的9路公共汽车，沿梅沙里姆前行，在离希尔瓦尼庄园不远的地方穿过谢赫贾拉；快五点时他下班回家，破旧的手提箱里装着书和旧期刊，胳膊底下还夹着书。但是有那么几次，妈妈让他乘车时不要靠窗。又加了几句俄语。星期六下午步行对约瑟夫伯伯和琪波拉伯母的固定拜访暂时搁置下来。

我不过九岁便已经是真诚的读报人了，为了解最新消息而废寝忘食，一个热切的阐释者与争论者，一位观点使邻里儿童刮目相看的政治专家，军事专家，用火柴棍、纽扣和多米诺骨牌在地上布阵的战略家。我会派遣军队、在战术上实施侧翼包抄行动，和这个或者那个国外势力结成联盟，准备展开激烈争论以赢得英国人铁石般的心肠，苦苦思索演讲稿，不仅要寻求阿拉伯人的理解，与之达成和解，让他们祈求我们的宽恕，甚至能使之为我们所遭受的苦难一鞠同情之泪，并对我们高尚的心灵与高尚的道德情操钦佩不已。

那时，我与唐宁街、白宫、罗马教廷、克里姆林宫和阿拉伯领导人进行了令人自豪并行之有效的谈判。“希伯来国家！自由移民！”犹太社区的示威者们高呼口号游行，妈妈让爸爸带我参加过一两次公众集会。而每周五，一群群阿拉伯人从清真寺出来后怒气冲冲地游行，大声咆哮“杀死犹太人”，“巴勒斯坦是我们的土地，犹太人是我们的狗！”我要是有机会，就会轻而易举，理智地劝说他们，我们的口号中没有任何伤害他们的意思，而那伙气势汹汹的家伙喊的口号，既不好听，也不文明，实际上，他们实际上也使喊口号者本人蒙受羞辱。在那些日子，我已经不是个孩子，而是一堆自以为是的论证，披着热爱和平外衣的小沙文主义者，一个道貌岸然、满口甜言蜜语的民族主义者，一个年仅九岁为犹太复国主义事业喧嚣鼓噪者。我们是精英，我们是正义的，我们是无辜的牺牲者，我们是大卫对歌利亚，狼群中的羊，献祭的羔羊，而他们——英国人、阿拉伯人以及整个非犹太人的世界——他们是狼、恶魔，一个始终想吮吸我们鲜血的伪善世界，恬不知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