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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在成人世界与既定价值面前，墨守成规，毕恭毕敬，我没有兄弟姐妹，没有朋友来抗衡周围对我的个人崇拜，我别无选择。只有谦卑而彻底地对成人对我做出的评价点头称是。

于是乎，出于无意识，我在四五岁时变成了一个小炫耀物，父母和其他大人在我身上投注了大量财产，并慷慨助长我的傲慢自大。

有时在冬天的晚上，我们三人习惯于在晚饭后围坐在厨房饭桌旁聊天。我们说话声音轻柔，因为厨房又小又窄，我们从来也不打断对方的谈话（父亲认为这是进行任何谈话的先决条件）。比如说，我们谈论盲人或外星来客怎样看待我们的世界。也许我们自己基本上就像盲外星人？我们谈论中国和印度儿童，谈论贝督因和阿拉伯农民儿童，隔离区里的儿童，非法移民儿童，以及基布兹儿童。基布兹里的儿童不属于他们的父母，但是在我这个年龄，他们已经独立过上集体生活，需要履行个人义务，轮流值日打扫房间，通过投票决定什么时候关灯睡觉。

即使在白天，破厨房里也点着昏黄的灯。晚上八点，或由于英国人实行宵禁，或仅仅出于习惯，外面大街上已空无一人，狂风在冬夜中呼啸。它吹得屋外垃圾箱的盖子格格作响，恐吓柏树和野狗，用它黑漆漆的手指检测悬挂在厨房栏杆上的洗衣盆。有时从黑暗深处，会传来几声枪响，或是低沉的爆炸声。

吃过晚饭，我们三人站成一排，好像列队行进，先是父亲，后是母亲，再后是我，面对着给普莱默斯便携式汽化煤油炉和煤油炉熏黑的墙壁，背朝房间。父亲在洗涤槽前弯着腰，一只接一只清洗盘子，并将它们漂洗干净，放到沥水板上，妈妈从沥水板上拿起盘子，擦干后放到一边。我负责把饭叉饭勺擦干，并将其按照大小分类，放进抽屉里。从我六岁起，他们开始允许我把餐刀擦干净，但是严禁我动切面包刀和切菜刀。

对他们来说，我只做到聪明、理性、听话、敏感、具有创造力、善于思考和拥有艺术家的眼光，还远远不够。此外，我还得做富有洞察力的人，预知未来，做某种家庭神使。毕竟，大家都知道孩子更接近自然，接近神秘的造物怀抱，尚未遭到谎言的腐蚀，尚未遭到自私自利之念的毒害。

于是我就得承担传达德尔斐神谕者注或圣愚的角色。当我爬上院子里那棵可能患上肺痨的石榴树，或是从一面墙跑到另一面墙，没有在铺路石当中走出一条直线，他们就命令我给他们或者他们的客人说出一些上天的自然暗示来帮助他们平息争端，如：是否到基布兹克里亚特阿纳维姆看望他们的朋友，是否买（以分期付款的形式）带四把椅子的棕色圆桌，用年久失修的船把幸存者偷偷运到以色列土地是否会危及他们的生命，是否请鲁德尼基夫妇安息日晚上来吃晚饭。

我的任务是说出一些模模糊糊、模棱两可的想法，不合我这个年龄地说出一些依据我从成人们那里听来的令人震惊并负有煽动性的思想片断组合成的句子，某些莫衷一是的东西，某些可以做任何解释的东西。要是可能，还应该包括某种隐隐约约的微笑，或是特别要夹进“在生活中”之类的词语。比如说，“每次旅行都像拉开一个抽屉。”“在生活中有早晨，有夜晚，有夏有秋。”“做出一点点让步就像避免踩到小生物一样。”

这样令人费解的句子，“出自一个吃奶孩子之口”，让我的父母激情澎湃，他们眼睛放光，他们翻来覆去说我的话，在里面寻找对自然本身那纯洁而无意识的智慧所做的神谕似的表达。

听到这样美妙的语言，这些我总是得在惊讶不已的亲朋好友面前一遍遍重复与再生产的箴言，妈妈会热情地把我紧紧抱在胸前。我很快便学会应我那激动万分的观众们的要求，按顺序大量生产这样的言论。我从每一则寓言中都能成功地提取不止一次而是三次的快感。快感之一，看到我的观众那充满渴望的目光集中在我的双唇，激动地等待着要说出来的话语，而后专注于大量的矛盾重重的解释。快感之二，坐在成人群体中像所罗门断案时那种令人眩晕的体验。（“你听见他怎样对我们说做一点点让步了吗？那么你怎么还坚持说明天不该去克里亚特阿纳维姆？”）快乐之三最为秘密，最为惬意，就是我慷慨大方。在这个世界上我最喜欢体验给予的快乐。他们渴望，他们需要，我给予他们之所需。他们有了我是多么的幸运！没有我，他们怎么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