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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宽大的人行道上，在咖啡屋前两棵古松的阴影下，三四个已不年轻的男子围坐在一张低矮木桌旁的几条柳条凳上，一律身着棕色制服，配有金链，金链从扣眼中露出，绕过腹部，消失在一个衣兜里。这些先生们喝着玻璃杯里的茶，或啜饮小雕花茶杯里的咖啡，在十五子棋板上掷骰子。爸爸乐颠颠地用阿拉伯语和他们打着招呼，那语言从他嘴里说出像是俄语。先生们半响没说话，略微吃惊地看着他，其中一人含混不清地咕哝着什么，或许只有一个词，或许真的在回应我们的问候。

三点半，我们经过阿伦比军营的带电铁丝网，那是英国在南耶路撒冷的军事基地。我在地毯上做游戏时经常以迅雷不及掩耳之势攻入这座军营，攻克、慑服、清洗，让希伯来人的旗帜飘扬在它的上空。从这里我将直捣外国入侵者的心脏，派遣一队队突击队员冲到恶意山庄最高司令长官的围墙，我的希伯来人武装在壮观的钳形运动中一次次攻克恶意山庄，一支全副武装的纵队从西面，从军营里闯入住宅，而另一支部队从东部，从通往朱迪亚沙漠的东部斜坡出其不意地切断后路。

我八岁多一点时，是英国托管巴勒斯坦的最后一年，两个同谋和我一道在屋后院子里造了一枚火箭。我们的目的是将其对准白金汉宫发射（我在爸爸的地图集里，找到一张大幅的伦敦中心地图）。

我用爸爸的打字机打了一封彬彬有礼的书信，向温莎王朝的英国国王乔治六世陛下发出最后通牒（我用希伯来语写作，那里一定会有人给他翻译的）：你要是不在六个月内离开我们的国家，那么我们的赎罪日就会成为大不列颠帝国的审判日。但是我们的工程从来没有结果，因为我们无法展开精密的导航设计（我们计划袭击白金汉宫，而不是无辜的英国路人），因为我们难以设计出一种燃料，可以把我们的火箭从凯里姆亚伯拉罕区的阿摩司和俄巴底亚大街射向伦敦中心。正当我们投身于技术研究和发展之际，英国人改变了主意，匆匆忙忙离开了这里，伦敦就这样从我的民族热情和致命的火箭中幸存下来。火箭是用被人扔掉的一台冰箱和破自行车零件制作而成的。

快四点钟时，我们终于离开了希伯伦路，来到塔拉皮尤特外围。两边长满黑漆漆柏树的林荫道上，从西向东吹起一阵微风，飒飒作响，在我心中掀起了奇妙、屈辱和肃然起敬之感。那年月的塔拉皮尤特静谧安宁，花团锦簇，位于沙漠边缘，远离城市中心和商业喧扰。塔拉皮尤特计划以精心照管的中欧住房规划模式为榜样，为追求宁静的学者、医生、作家和思想家而建。道路两旁，令人惬意的单层小型住房坐落在美丽的花丛之中，正如我们所料想的那样，每座住房里，居住着杰出的学者，或者是像我们的约瑟夫伯伯那样著名的教授，尽管他没有子嗣，但在整个国家闻名遐迩，甚至通过著作翻译将声名播向遥远的异国。

我们向右拐进考拉哈多洛特大街，一直走到松林边，而后左拐，来到了伯伯家门外。妈妈会说，离四点还差十分呢，他们还在休息吧？我们干吗不安安静静地在花园长椅上坐等几分钟呢？或者，我们今天有点晚了，已经四点一刻了，俄式茶炊一定弄好了，琪波拉伯母一定摆上水果了。

两棵华盛顿蒲葵如同哨兵立于大门两侧，再过去是一条铺平的小路，小路两侧的金钟柏树篱从大门通向宽阔的台阶，我们从台阶走向前面的门廊，门上方精美的铜盘上镌刻着约瑟夫伯伯的箴言：

犹太教和人文主义

门上有个更小更亮的铜盘，上面用希伯来文和罗马字母写着：

教授约瑟夫·克劳斯纳博士

再下面，是一张用图钉钉上去的小卡片，琪波拉伯母用浑圆的笔迹写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