写作，1932年（第2/2页）

我还记得起那响亮的破裂声，我的牙齿和骨头都感到了震动。色拉碗打烂了，声音刺耳极了，既好听又可怕，好像是钢琴本身爆炸了。司各特想向我扑过来，他踩在了像雹子一样铺满地毯的碎玻璃上，脚流血了，在地上留下了两道鲜红的印痕。有一刻让人十分诧异，他一动不动地站在房间当中，站在与路易斯和我等距离的地方，惊讶地张着嘴，不知如何是好。路易斯在一张椅子上坐下来，硬充好汉，咧着嘴看着这场面。我颤抖着，没有说话。放映机在寂静中嗡嗡地响着，影片中的窃窃私语是我听见过的最淫秽的语言，司各特曾和我四目对视，两人都在想谁去关了它。后来还是他踮着被刮破的脚尖，平衡着双臂，走到房间的那头把放映机关了，房间里的空气缓和了一点。我感到自己的双腿发抖了，地面陷了，然后出现了巨大的黑洞。

*

1940年

我跪了下来。

从此，下跪的就是我了。

我等着别人来找我：我独自一人无法站起来。

他们来了，穿着白色的保护服，又大又软，是粗布做的长衣，使他们看起来很无辜，像虚无一样无辜。

一束头发出现在我眼前，扫过我的眼睛，撕破了我的眼帘。我的头发的颜色为什么这么快就变深了？随着年龄的增大，人们都以为头发会变白而不是变黑。剪掉这束头发，剃光头。要么就不要再提它。把这几句话写下来：“一束长长的黑发斜斜地剪了下来，那天，她独自一人凝望着疲惫无力的大海，男人们在散步的小道上抽烟，女人们消失在折叠式躺椅上，孩子们在沙滩上奔跑。”

我懂得怎么组句。你们可别忘了，我有个当作家的丈夫。但我是自己学会写作的，没有他的帮助啊，他可没有一点功劳。

我懂得比他早。早在他在第一个本子上的第一页写下第一笔之前，我就懂得如何写作了。

写作，我懂。我给他所有的杰作提供了养分，不是作为女神缪斯，而是作为素材，就像一个被迫的黑奴，她那个当作家的主人好像认为，婚约意味着丈夫可以剽窃妻子的东西。穿白大褂的精神科医生们有一种理论：我之所以恨司各特，是因为他把我当作了他所有作品中的女主人公，他把我当做了素材，偷走了我的生命。不是这么回事。因为这一生命是属于我们俩的，那些素材应该由我们俩分享。事实上，是他用了我写的文字，抄袭了我的日记和我的书信，在我独自写的文章和小说上署上了他的名字；事实上，是他偷走了我的艺术，并相信我毫无才能。你们要我怎么想？灵与肉被陷害、滥用和剥夺，这就是我的生活状态，这不叫活着。

医生们喜欢司各特，他们肯定会来帮司各特的，替他拔掉脚上的刺——我说什么？拔掉插在他心中的长矛，这个长矛就是他疯了的太太。司各特和他由医生组成的法庭说，写作对我有害。跳舞对我的身体不利，而写作对我的精神健康很危险。所以，画画可以。我可以画画。以自我为中心，接受丈夫的统治，这是允许的，安全的。那将皆大欢喜。可谁告诉他们我不会画淫秽的东西，画充满着性与血的暴烈场面？他们应该受到这种攻击。

然而，我没有画那些东西，我在画纽约，画巴黎，画我所知道的最为繁忙的城市。我画圣经故事中的场面，画大量的道德说教寓言。在我们的亚拉巴马，这些东西卖得比乡村风景好得多。

从此，我负责给帕蒂和我自己赚钱。菲茨的书现在一点都卖不动了，除了在法国，法国人现在还喜欢他，但他所得甚少，仅够喂鸟。家庭的主人，现在是我。我觉得自己能够胜任。我重新学会了走路，一天走好几个小时。走路的时候，我的精神解脱了，我的思想飞翔了——那可不是乱飞。我恢复了活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