鸵鸟（第2/2页）

我可怜的母亲从来就不曾是美国妇女的典范：有一段时间，她曾梦想当演员和舞蹈家。但她父亲（也就是我当奴隶主的外公和议员）警告她，如果看到她光着身子在妓院唱歌，他会亲手掐死她。光着身子，这是他这么说的。可她无非是想表现表现自己博闻强记的能力：Brimée，bidée，brisée.[23]

然后是戏弄别人、粉碎别人。

举办独唱音乐会的夜晚，朱丽娅姑妈的头上总是插着栀子花。她的妹妹奥罗拉穿着像香烟纸那么薄的裙子，对她来说，唱歌是她可以公开的唯一收入，她唯一的愿望是一把宝石扇架的羽毛扇——那种奢华让我感到吃惊。我和塔卢拉赫最后在郊外一个可供跳舞的小咖啡馆后院找到了一个舒适的地方，一个绝妙的瞄准点，一个半开半关的活板门，从那儿只能看到女歌手的后背，姑妈沉重的肩膀，奥罗拉裙子里面漂亮的屁股，而在我们对面，那些激动万分、黑眼睛里燃烧着火焰的男人们好像看的是我们。一天晚上，我们躲在那里偷看被禁的表演时，被两个客人发现了。瞧那些人表情！……当他们意识到两个白人少女，议员和法官（他们的工作甚至就是评判像他们那样的黑人）的女儿们在那里时，当他们想到如果警察局长和他的人听到风声，会对他们进行怎样的报复时……她们什么不会说呢？显然会说她们被强奸了，被迫喝酒，最后，反正是被迫。这些有钱的白人小女孩，像巫婆一样，为了在他们执法的父亲眼里撇清责任，她们什么不会说呢？

姑妈在20秒的时间里，用三句话就把政策告诉了我。应该承认，我不喜欢这样。塔卢拉赫同样也不喜欢。因为小咖啡馆的走廊里人太多，听不清音乐，看不见跳舞，我们是很放肆，但并不想犯罪，不想惹事。人们在那里挺好的，在那里跳舞。

跳舞可没罪。

司各特在追我的时候，送了我一把蓝色的鸵鸟毛扇子，我一直留在身边，即使是在转院期间。扇子虽然没有发挥它的作用，却一直放在它应该放的地方：一个手提箱的箱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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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巴黎的公共汽车上，在酒吧里，在爵士乐夜总会里，我碰到了许多黑人（在这里，人们都称他们为“有色人种”，我所属的亚拉巴马贵族也这样说），这些黑人很自由，并没有与白人隔离，他们笑得很单纯。尽管他们很干净，比我们国家的有色人种干净一百倍，当他们敞开上衣或卷起他们一尘不染的衬衣袖子时，我有时还是会感到头晕，因为那时我仿佛又看见了我的姑妈保姆……总之，不是她本人，而是小女孩时期的姑妈……那么温柔，那么有教养，她在马厩里干活，把小小的我抱到花斑马的马背上。有时，我故意从马鞍上掉下来，想落到她的手臂上。在她的手臂上，非常，非常，非常痛。因为太温柔所以很痛，我想是这样。

今天回想起这些事，回想起她的白裙子时（裙子上的黑点像是用一种细笔蘸墨画上去的），那匹双人小马——对我来说是一匹大马——想跟我们说些什么。

1920年我离开家里的那天，司各特到车站里来接我——那天，我的王子把我抢走了——母亲变成了陌生人，她一脸厌恶的样子，在阳台上从头到脚打量着我。最后，她终于在我的头发上看见了姑妈……编织的栀子花环：“当然……你只缺梳个黑人的发型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