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她自己不知这样劝过多少病人家属,因为勉强维持病人生命,其实没有什么意义,浪费时间金钱,也给病人增添痛苦。那时她看着那些家属脸色苍白地接过表格,双手颤抖着签不下字来,还经常催促他们抓紧时间快签,现在自己也落到了那一步,才知道那管笔有多么沉重。
父亲最后还是走了,陈霭也从此压了一块石头在心里。这些年,她都尽力不去想这事,但老板的死,使她又想起这一切,感到老板的死使她心上又压了一块石头。
如果她留个心,在老板喊头痛的时候,就劝老板去医院检查一下,也许早就发现老板有血管畸形或者动脉瘤了。血管畸形是很难检查出来的,CT等不一定查得出来,只有做血管造影才有可能发现。血管造影既昂贵又痛苦,一般人不到万不得已都不会去做那玩意。但如果她以脑系科医生的身份坚持让老板去医院检查,老板还是会同意的,至少会向医生提这个事,就会引起医生的重视。
她还想起老板曾经叫她去自己那半山腰上的豪宅去住,说自己一个人住那么大一栋房子很害怕。但她没答应,主要是怕那房子不吉利,而且住那么远,到滕教授家去就不方便了。
现在想来,感觉就像老板先知先觉,老早就在恳求她救命一样。如果她搬到老板家去住,老板就不会死了,因为她马上就会发现洗澡间的水流得到处都是,一定是出了问题。她只要在第一时间打个911,老板就不会送命。
她躲到洗手间去哭了半天,哭得眼睛红肿,不好意思上班,也没心思上班,整个lab(实验室)的人都没心思上班,跑到这里那里去跟人谈论老板的死,一幅群龙无首,树倒猢狲散的架势,很多人都提前跑回家去了,陈霭也提前跑回家去。
回到家里,她一个人又哭了一会,然后躺在床上想心思。她觉得她老板这次肯定是因为C大N大两边飞,两边忙,劳累过度,人又很兴奋,说不定当天还出去跑步锻炼什么的,然后回到家冲凉,结果导致脑血管破裂,倒在浴室。
这样一想,她就觉得那什么科研项目啊,科研基金啊,发表文章啊,得奖啊。做出成果啊,等等等等,都是过眼烟云,再多的项目再多的基金,人一死,什么都没有了。老板工作这么辛苦,又有什么用呢?把身体搞坏了,把人累死了,不值得。
如此说来,应该是滕教授救了她陈霭一命,如果不是滕教授每天抓着她去做饭,她不也跟老板一样,一天二十五小时泡在实验室忙乎吗?说不定弄个过劳死都未可知。而像她现在这样,白天在实验室忙一天,晚上做饭吃饭看电视聊天,也算让大脑休息休息,不至于爆血管。
想到做饭,她意识到自己这几天都没去滕教授家做饭了,是滕教授叫她好好休息,不用担心他们吃饭的事的。她那天在老板家受到的惊吓太大,这几天都是手脚发软无力,大脑一片晕乎,上班就是跟同事们谈老板的事,下班了就随便吃点什么饱肚子,然后要么就一个人躺在床上胡思乱想,要么就打电话跟几个华人同事谈老板的事。
由于死的是她的老板,她也跟着出了名,D市的华人这几天讲的都是这事,C大的老外这几天讲的也是这件事,一讲到她老板,就不可避免地要提到她的名字,因为是她的老板,还因为是她发现的。
她正想跟滕教授打个电话,说自己今天可以过去做饭了,滕教授的电话率先来了,大概是知道了老板的死因,打电话过来聊这事的。两人聊了一会,陈霭说:“对不起,这两天—受刺激太大了,完全没力气做饭,不过今天我觉得好多了,可能是因为知道了—原因吧,那你待会下班了—来接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