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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只怪这万恶的资本主义社会，如果老板生活在中国，隔壁左右都像过自己的日子一样过着隔壁左右的日子，那老板就不会死了。别说老板几天不出门，就算是半天不出门，甚至半小时不出门，只要浴室的水一直放着，就会流到隔壁左右去，肯定有人去敲个门，问个究竟，那不早就发现老板倒在浴室了？

　　看来还是中国好，如果老板住的是中国那种一家紧挨一家的房子，那么她“扑通”一声倒在浴室里，总会有人听见吧？如果听见了的人马上冲过去查看，可能早就发现老板出事了，打个电话报警，或者直接把老板送医院去，及时抢救，肯定能捡回一条命来。

　　陈霭是脑系科出身，对蛛网膜下腔出血可以说是太熟悉了，她亲手诊断治疗过的，不说是成千上万，至少也上百了，所以知道这种病只要及时发现，及时救治，一般是不会送命的，而且愈后良好，不会落下偏瘫等后遗症。

　　不过陈霭很快就发现自己的想法很幼稚，具体反证就是她自己的父亲。她父亲不是孤身一人，有老婆，有女儿，而且女儿还是医生，又而且是脑系科医生，但她父亲却恰好死于她脑系科的疾病。

　　记得那一年，她正在忙着装修房子，突然腰腹绞痛，手脚发凉，她马上意识到自己很可能是宫外孕，因为前几天刚刚检查出怀孕了，赵亮想让她把孩子生下来，但她不愿意拿自己的前途冒险，两人为这事正闹矛盾呢。

　　她一发现自己有宫外孕征兆，就让赵亮叫了出租，把她送到了最近的一家妇产医院。检查结果果然是宫外孕，医院及时为她做了手术，保住了一条命。她没把这事告诉父母，怕他们着急。她妈妈还好，没察觉，但她父亲给她家打了几个电话，没人接，打到她工作的医院，医院只告诉她父亲说陈大夫请了病假。

　　她父亲到处找她，在她家里没找到，就着急起来，大热的天，骑着自行车一家医院一家医院地找，最后终于在她住院的那家医院找到了她，看到父亲那如释重负的欣喜表情，陈霭感动得流下泪来。

　　哪知道，她父亲当天就倒在一个会议上了，据说是骑车到处跑，出了汗，又吹了风，有点咳嗽。但她父亲是个非常自律的人，觉得在会议上咳嗽不好，就使劲憋着忍着，最后终于忍不住，捂住嘴狠狠咳嗽起来，咳爆了血管，倒在地上，两眼发直，不能言语。

　　父亲很快被送到了陈霭工作的医院，由一个跟她同龄的刘医生主治。她知道刘医生不是全院最好的脑系科医生，但她也不好意思踢开刘医生，去找个专家来诊治自己的父亲，因为她跟刘医生是抬头不见低头见的同事，平时关系也挺好的，怎么好意思说“刘医生，我觉得你技术不行，我找了个专家来给我父亲治病”？

　　而刘医生呢？也碍着面子，治疗就有点缩手缩脚，因为病人是自己同事的父亲，有一点闪失，今后都没法跟陈霭共事。刘医生连是否开颅清理淤血都要打电话来跟陈霭商量，陈霭听说父亲的病情还比较稳定，遂决定暂不开颅，保守治疗。

　　结果事实证明她判断错了，她父亲由于没有及时开颅清理淤血，致使大脑缺氧时间过长，大面积脑坏死，瘫在了床上，语言功能也受到极大损伤，病情稳固之后，她父亲不会说话，只会骂人，而且重重复复就是骂那几句，让她怀疑这是因为父亲这辈子受多了老婆的闷气，又从来不敢发作，全积郁在心里，这下借生病的机会，骂个痛快，把这些年受的窝囊气都发泄出来。

　　父亲在陈霭工作的医院住了两年多，一直住在高干病房里，由陈霭亲自治疗，她雇了两个人照顾她父亲，侍候得很好。但父亲人生中最后的那段日子，陈霭想起来也很内疚，那时她已经知道父亲不行了，全身插满了管子，同事都劝她在表格上签字，拔掉那些管子，让她父亲少受些痛苦，但她没同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