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不名誉的女祖先案（第8/9页）

罗马方面依旧没有任何进展。我最喜欢的一个警方侦探辞了职，并在米兰开了一家服装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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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是我来到英国的第九天，似乎出现了一条线索。某个农场里找到了一个行李箱，但最终考证这个行李箱属于20世纪40年代。威尔和基姆对此感到失望，但仍然彬彬有礼。

“我仍然相信这个‘盟友’就是福尔摩斯本人。”一天晚上，威尔这样说道。“你知道，当华生医生写下关于家族的那个故事时，他提及福尔摩斯收取了一千英镑的报酬。我想他是把这一千英镑给了玛丽·霍尔德。”他对我微微一笑，“这笔钱用于支付行李箱的运费，以及登上汉普斯特德号的船票。当然也要给那两人一部分钱作为照顾她儿子的补偿。”

“她在信里没有提到过这个。”我指出。

“没有，不过她可能会在此前的一封信中提及过此事。或者，也许她对这个话题比较谨慎——维多利亚时代的人对金钱的态度很古怪。”

与我们不同，我想道。事到如今，我非常肯定他已经知道了我没有钱；他经常提出要请我吃饭。尽管我不想这样，但还是让他付了账。我已经开始思考将我在罗马租的公寓转租出去。但这时，固有的恐慌就再度出现了：我必须待在罗马，去监督我父母的案子的进展。

“她需要钱才能安排她的逃跑计划。”他说，“而我怀疑乔治爵士根本不会给她一个子儿。所以除非她直接从他的口袋里偷，否则必定以其他手段获得了一笔资金。”

那个时候，我几乎差一点就说出来了：福尔摩斯信托必须要以其他手段来维修费尔班。但是我看着他的眼睛，我想到了——或许不是结婚纪念日，而是多种的可能性。他的梦想。他的希望。福尔摩斯信托。一个比一条肮脏的小巷更加广阔的世界。

“你认为那个行李箱发生什么事了？”他问，“你是否认为普洛斯珀夫妇将它交给了福尔摩斯？如果那里面有一些令人惊奇的东西，并且帮助他解决了其他的案件，那又会如何呢？”

他是如此的兴奋。我意识到我在费尔班过夜，是为了听到那哭声；我的注意力集中于那些该死的希望和死亡之上；而他则看到了线索、谜题和兴奋。

出现了第二条线索，还有第三条。可能还有第四条。

在我取得费尔班的所有权三个星期之后，我突然意识到自己已经不再记得上次给罗马警方打电话，或者将我父母被谋杀一案的全部线索在脑子里重过一遍是什么时候的事了。我发现自己一直在等待着听到第四条线索的消息。

“你儿子后来怎样了？”我对着费尔班的潮湿空气询问道。可能会有另外一条霍尔德家族的血脉。一些我根本不知道他们存在的亲戚。

对第四条线索的搜寻彻底失败了。威尔告诉我，分配用于搜寻那个行李箱的资金几乎用尽，有人已经提到要放弃搜索。那将会是一个损失，一个重大的损失，只是想到这个我就差点无法忍受。我整晚不眠地在费尔班的里里外外来回游荡，听到了低沉的哭声。我的脸上一直挂着泪水。当太阳升起时，我把它们擦干。或许是玛丽替我把它们擦干的。

当整个纽约市已经起床并且全速运行的时候，我打了一个电话。我以前的编辑接起电话，有几秒钟时间，我们两人都尴尬地沉默着。我知道我必须要放低姿态。我必须要道歉。我影响了她在出版公司的前途：我是她的作者，而我把事情搞砸了。

“我已准备好重新开始工作了。”我向她发誓，“我想写一篇向福尔摩斯致敬的故事。这与我的某位亲属有关。她的叔叔是我数代之前的曾叔祖父，而他是福尔摩斯的一位客户。我的这位女性祖先最终证实是有罪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