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利普兰泽对我的这个请求思考了很久,久得超出了我的预计。但我知道他的担心,如果警局发现他在暗中帮我,他们会直接开除他,这是违抗上级命令,是背叛。那他十五年的辛勤工作、他的养老金,都会付诸东流了。
“如果不是这件事情真的很重要,我绝不会开口求你的。”
“怎么重要?”他问,“你认为莫尔托在这件事情上也搞鬼了?故意陷害你,好让你查不了这个案子?”我听得出来,虽然他并没有指责我的意思,但他还是觉得我的这个想法扯得确实有点远了。
“我不知道该怎么说。你想听我真实的想法吗?我就是这样想的。不管他有没有陷害我,但如果我们能够查明白这件事,那一定会让他下不了台,因为这种事情总是能够引起陪审团的关注的。”
他又沉默了。
“要等我出庭作证以后。”他说,“你也知道,那些人时时刻刻都盯着我。我不想他们来问东问西,他们就等着我出错呢。等我出庭完以后,他们就会放松对我的监视了。到时候,我再去查,一定查个水落石出,好不好?”
不好!等到那时候,就太迟了,但我对他的这个要求本来就十分过分了。
“好!你真是我的朋友。”
“你很快就会没事了。”他说,然后又说,“我敢打赌。”
又是夏天赛季的棒球赛。幸好,在这个赛场上,没有身份级别的差别。八月的傍晚,空气沉闷,这些小球员们对飞来飞去的小球似乎还有点摸不清方向。大雨倾盆而下,他们在雨中尽情地奔跑、跌倒。女孩们的进步更加明显,她们扔球挥棒的技巧都在日渐成熟,而男孩们好久连球都碰不到。你告诉他们在挥棒时要如何掌控力度是完全没用的,这些八岁的小男孩们都使出了吃奶的力气去挥棒,觉得力气越大越好,他们仿佛看见了胜利的曙光就在眼前。对他们,你就是说一百遍要让球尽量贴地击出,都没有任何意义。
令人惊讶的是,奈特好像是个例外。这个夏天,他变了,他开始能认真听进别人的话了。他似乎刚刚开始意识到自己的力量,也开始明白,原来自己做事的方式是会影响到别人对自己的评价的。每次当他挥棒击球时,我都能看到他把眼睛抬起来,仔细打量赛场上的情况。一方面,可能他是模仿了电视中棒球运动员们的举动;而另一方面,也可能是他自己慢慢开窍了。另外,他也开始渐渐关注自己的外形。巴巴拉说,他似乎对自己的衣着打扮更讲究了。我虽然很高兴他的这些变化,但也不由得担心他这种突然成熟背后的原因。按照他的年纪,应该还正是懵懵懂懂的时候。我觉得,他之所以会开始关注周围的世界,是因为他知道了,这个世界正在给他的父亲带来诸多烦恼。
球赛打完以后,我们就先回家了。虽然没有人会冷血到拒绝我们参加赛后的野餐会,但我们觉得还是不去为好。在我被指控以后,我们曾经去过一次,真算得上是度日如年,如果有人不小心说到了某些话题——例如检察院里的事,或是电视里类似我这个案子的破案片——都是再普通不过的话题,却会引来尴尬的沉默。我知道,我们再也不能去参加野餐会了。那些男人倒是很大度,能够接受我的存在,但这对孩子不好。在那样的场合,我们总免不了去想接下来几个月可能会发生的事,如果我被定了罪,到时候又该如何跟别人解释我去了哪里,做了什么。最后,我们认为,没有必要在惶恐的心情中度过美妙的夜晚。于是,球赛完以后,奈特和我会向他们友好地挥挥手。我拿上球棒和手套,奈特踩着路边的蒲公英,跟在我身边蹦蹦跳跳。
奈特从来没有过任何抱怨,这让我很感动,我的儿子对我是这样贴心,天知道他的那些朋友是怎么取笑打击他的。作为成年人,我没法想象他所承受的来自同龄人的嘲笑和恶意攻击。我是他所有这些痛苦的根源,但他并没有抛弃我。他并不是个任性的孩子,但和我在一起的时候,却表现得有点任性。他会把睡在沙发上的我拖起来,让我陪他一起去滑冰;我晚上出门取报纸、买牛奶的时候,他也坚持要陪我一起去。我们一起走过小区里的树林时,他一点儿也不害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