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随之，一种十分滑稽的念头又从我心头升起，我觉得自己的这些想法简直可笑极了，简直无聊极了。但很快我就发现，我已经执著在这种无聊里了，不可救药了。因为一个念头才去，另一个已接踵而来，我在想，我们三人和这个堡子又是一种什么关系？我不知道，我们三人谁更看到了真。

随着木子李习惯地一声“嗨”，我们早上的工作宣告结束。天极热，我们坐在堡墙下面的阴凉里，打开行李，开始今天的午餐。堡墙下面的黄土很烫，但阴凉却厚实，受用。就在我一件件打开带来的午餐时，突然，木子李说，土匪来了。我和石书棋一惊，然后会心地附和，是，土匪来了。

下山后，回头再看山顶的堡子，又一种奇怪的感觉莫名其妙地从我心里冒了出来，我觉得那堡子不是别的，正是那玉红，或者说，那玉红本身就是一座堡子。这样想时，记忆中的那玉红的身上再没有任何东西，只有无数大大小小的堡子，包括目光。我不知道，这些堡子，和那玉红的身体的山水是什么关系，和她生命的山水又是什么关系，和那个看到这一切的“看”又是什么关系。最后，我隐约听到了雨点一样的枪声，我同样搞不清楚，它和那玉红又是什么关系。现在想来，那身邮电绿，那声“等一下”，那声“欢迎再来”也是一种堡子的感觉，包括我的心，包括我。

回家的路上，木子李让我给大家唱花儿，我没有推辞，十分投入地唱了我唱过不止一千遍的《白牡丹令》：

上去着高山望平川呀

平川里有一对牡丹

白牡丹白着照人哩

红牡丹红着是要破哩

看上去容易折去时难

折不到手也是个枉然

我没有想到，这曲花儿，把他们两人的眼睛给唱潮了。

晚饭后，我们就去西楼三楼。说实在的，我的心有些跳，有种就要见到亲人的激动。

但出现在我们面前的却是另一张面孔。木子李和石书棋看着我。我问服务员，那玉红今天休息？

服务员疑惑地看着我，说，你找她有事吗？

我说有点。

她问，你是她什么人？

我说朋友。

她说，恐怕不是朋友吧。

我说你这话什么意思。

她说，既然是朋友，你不知道她的事？

我说不知道，我刚出了趟远差。

她讥诮地笑了笑，说，那你就再也见不到她了。

我的心里一紧，忙问怎么回事。

她说，死了。

我就一下子凉在那里。

必须承认，我喜欢那玉红，却从来没有想过“目标”，或者说是“结果”，只是喜欢。包括每年给她寄贺卡。我还承认，给除那玉红之外的任何一个女孩子寄贺卡，多多少少都是有目的的，但唯独对那玉红没有。或者说，对她，寄本身就是目的。假如一定要从中找个目的来，那就是：在想起要给她寄那张贺卡的时候，在往那张贺卡上写字的时候，在把那张贺卡投向邮筒的时候，有种难以言说的幸福。

此刻，我的眼前是一张贺卡，那是一幅旧年的图案。如果有人在场，他一定会看到，一个穷书生，在一个零星地落着雪花的冬天，在小镇破旧的邮局门口，从一堆贺卡中看到它时，目光像花一样盛开。

贺卡的名字叫：站台。

显然是冬季，很深很深的枫树林，一个深黑的枝杈间，独独地停着一片叶子，像是一个红唇。

不知多少次被这张贺卡感动过，不知为它写过多少首诗，现在，大多都记不得了，只有一些零星的句子还在脑海：

如果说

你是一片属于我的叶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