周年日记 （1970）（第4/6页）

另一个小错误发生在参考书目上，那是关于我为她的专辑写的回文。在俄语中，可倒置的句子并不新鲜：无名的沙漏“a raza upala na lapu Azora”（“玫瑰花落到亚速尔的爪子上”）连儿童都熟悉，就像另一首儿歌，“able was I ere I saw Elba”。实际上，我的Kazak第一行不是我的（我想是一位技术精湛的诗人，已故弗拉基米尔·皮奥乔夫斯基提供的）；我的新意在于，将回文扩展到一个押韵的四行诗，后三句诗意思连贯，但每一句都可以回文。

欧文·威尔

说来也奇怪，由欧文·威尔（在本卷其他地方，关于我的《奥德赛》，他写了一篇有趣的文章）附在我的Kazak上的注解也需要纠正。他认为“如果去掉最后一个音节，第3和第4行就各自都是回文”，这是错误的。所有4行都是回文，没有“最后一个音节”可以去掉。(3)尤为遗憾的是威尔先生对其中一词的误译。他把“芦荟”的俄语对应词与aloe混淆起来，后者意为“红的”或“粉红的”，而那也译错了，成了“紫色的”！

我也必须质疑威尔先生文章《一个翻译家的奥德赛》中难以理解的一个说法。俄国律师E. M. 库利什很可能是我父亲的一个“老熟人”，但他并不“和纳博科夫家族走得很近”（我记不得他是怎样一个人），我从没有说过威尔先生在文章第一段中暗示我说过的那些话。

莫里斯·毕晓普

我的老朋友莫里斯·毕晓普（校园中我唯一亲近的朋友）回忆我在康奈尔大学期间往事的文章让我大为感动。《继续说吧，谟涅摩叙涅》(4)中有一章是关于这一时期的，这是一部写我移居美国二十年生活的回忆录，先前，我在俄国居住了二十年，又在欧洲待了二十多年。我的朋友暗示我对普希金课上学生的缺乏能力感到烦恼。不是那回事。令我烦恼和生气的是康奈尔大学体制的愚蠢无能。

罗斯·韦茨施泰恩

我记得在康奈尔大学我班上的大部分好学生。韦茨施泰恩先生是其中之一。他对我的“《荒凉山庄》图表”有很感人的回忆，此图表保存在我的讲义中，将收入我的文学讲稿集（包括《荒凉山庄》、《曼斯菲尔德庄园》、《包法利夫人》等），将来有望出版。想来觉得奇怪，我的食指和拇指之间不再有粉笔清凉光滑的感觉，也不再对（擦得不干净的）“灰板”开玩笑，以引来几声咯咯的笑声。

朱利安·莫伊纳汉

莫伊纳汉先生在他迷人的文章《〈洛丽塔〉和相关记忆》中回忆他的俄语教授，已故的列昂尼德·斯特拉霍夫斯基博士（大部分国外出生的讲师常是“博士”）。我认识他，他并不真正像我的普宁。我们半个世纪前在柏林的文学聚会上见过面。他写诗。他戴着单片眼镜，并无幽默感。他沉溺于他的军旅和生活奇遇的戏剧性细节之中。他的大部分故事在关键时刻常常不了了之。他做过电车司机，撞倒过一个人。他坐着小船逃离俄国，在波罗的海船只漏水。当问他后来发生了什么时，他无力地摆摆手，做了个俄国的姿势，表示绝望和不再说了。

埃伦蒂·普劳弗

埃伦蒂·普劳弗关于我的俄国读者的报道既鼓舞人心又令人悲伤。她评论说“在苏联，所有年龄段的人都倾向于文学有说教的功能”。这标志着一种绝境，尽管新一代中不乏人才。正如《文学报》（Literaturnaya Gazeta）在《关于束缚》（1970年3月4日）中说的，这是一种“Zhalkiy udel”（可怜的命运）。

斯坦利·埃尔金

埃尔金先生的文章《三次会面》是对那种“我记得……”的戏仿，其中好几段文字极为滑稽，如对重复的可笑的变形，或随意参考“某种可爱的形式”，他和我相遇在“奥里诺科流域探险”中。我们的第三次相遇是一声尖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