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时尚》 （1969）（第2/3页）

有人经常很表面地把您和一些国际性作家，如贝克特、博尔赫斯联系在一起，您觉得您和他们或其他当代作家之间有密切的关系吗？

哦，我很了解那些评论家：心智迟钝，行文草率。他们应该将贝克特、梅特林克、博尔赫斯与法朗士(4)联系起来。这么做会更有意义，而不是对一个陌生人说三道四。

在您一生中，您见证了许多非同寻常的变故，但您保持了一种“美学距离”。您认为这是天性使然还是一种需要培养的品质？

我的淡漠是一种假象，源于我从未属于任何一个文学的、政治的或社会的小团体。我是一只孤独的羊羔。然而，我得说明，我以自己的方式消除这种“美学距离”，如同我的小说《斩首之邀》和《庶出的标志》，我对俄国和德国的极权主义进行了断然谴责。

果戈理会认为您最合适为他作传。您会选择谁做您的传记作家呢，您为什么会作这样的选择？

这种所谓的合适是另一种假象。我讨厌果戈理的道德说教，我对他没有能力描写少女感到沮丧，我也反感他的宗教迷恋。文字上的创造力并不是作家间的一种真正的纽带，它只是一只花环。他对我的小说多半会感到惊骇，也会责备我二十五年前写下的、天真而有些肤浅的小传不无恶意。因为做过长期准备和深入研究，车尔尼雪夫斯基传（见我的小说《天赋》）就更成功，我发现他的作品有些滑稽，但他的命运比果戈理的命运更让我感动。车尔尼雪夫斯基对此有什么想法是另一个问题——但至少，文献所提供的朴素的真实支持我的看法。我对我的传记作家的要求只是——朴素的事实，而不是象征的寻找，不是哗众取宠，不是某些主义的废话，不是弗洛伊德的破玩意儿。

您的昆虫学证据表明格里高尔·萨姆沙是一只金龟子，而不是蟑螂。您在康奈尔大学文学课上所用的地图和图表广为人知。对现行的文学批评您还能提出什么清新的矫正方法？

在我的教学生涯中，我努力给文学系学生提供有关细节以及细节之间联系的确切信息，以产生感性的火花。没有感性的火花，一部作品就没有了生命。就此而言，空泛的观念毫无意义。一个傻瓜也能明白托尔斯泰有关通奸的态度，但要欣赏托尔斯泰的艺术，好的读者就需要想象，如一百年前莫斯科—彼得堡卧铺车厢的格局。在这方面，图表就很有帮助。取代那些一成不变而又无聊的荷马式章节标题，教师应该准备都柏林地图，以清晰地展示布卢姆和斯蒂芬错综复杂的游逛路线。如果对《曼斯菲尔德庄园》(5)中的落叶松林迷宫没有视觉上的感知，那这部小说就会失去它的立体般画面的美感；除非在学生的脑海中准确地重建杰基尔博士(6)住宅的大门，否则无法完美地欣赏史蒂文森的故事。

人们随意谈论“语言的死亡”和“书籍的没落”。您怎么看待文学的前途？

我对未来的书籍并不很在意。我所关注的是在我的作品的再版本中，尤其是平装本，一些印刷错误能够得到订正。

一个作家接受采访合适吗？

为什么不能接受采访？当然，从严格意义上说，一个诗人、一个小说家，不是公众人物，不是异邦国君，不是国际情人，不是人们乐于结交的明星。我很理解人们想要知道我的写作，但不鼓励人们对我本人产生兴趣。作为人类一员，我并不具有特别的魅力。我的习性很简单，我的趣味很一般。我并不愿意拿我喜爱的食品（熏肉、鸡蛋和啤酒）来换拼写错误的菜单。我会惹怒我的一些好友，因为我列举我讨厌的事物来取乐——夜总会、游艇、马戏、色情演出、在许多地方见到的留着格瓦拉发式的裸体男子的深情的眼睛。这也许很奇怪：像我这样一个谦逊、低调的人会反对自我介绍这种普遍的做法。无疑，有些文学采访很可怕：智者和小丑之间无聊的对话，或更糟糕，那种法国式的开头：“让娜·杜邦，您是谁？”或报道一些让人难以忍受的粗话。我不相信谈论我自己就有助于推销作品。我真正喜欢的更好的公开谈话是提供这样的机会，在公众面前建立可信的作家形象，而不是暴露负面的品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