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星期天时报》 （1969）（第2/3页）

当您写小说时，您显然意识到了历史和时代，虽然您的小说人物的生活状态反映了常见的困境。作为一个作家，您是否感到任何特定的时代会产生您感兴趣的特殊问题呢？

我们是否要界定所谓的“历史”？如果“历史”意味着“事件的书面记载”（那就是历史女神克莱奥的含义所在），那么就让我们来诘问：实际上是谁——什么样的抄写员，什么样的文书——把它们写下来？他们是否胜任这样的工作？我倾向于猜想，大部分的“历史”（即人类的历史——非岩石的天然证词）是被平庸的作家和有偏见的观察者篡改过的。我们知道，警察国家（如苏联）实际上删节和抹掉了旧书中属于过去的事件，因为它们与当前的虚假状态不一致。然而，甚至最有才华和最尽职的历史学家也可能出错。换言之，我不相信存在着脱离了历史学家的“历史”。如果我要选择一个人来保存记录，我想（至少我乐意），选择我自己会更安全。但没有什么记录或我自己的想法可以产生出你所说的特殊“问题”。

您曾说过，就艺术而言，您对《洛丽塔》的欣赏超过了您其他的所有作品。您的小说新作《爱达》取代了您对《洛丽塔》的喜爱之情了吗？

说不上真正取代。确实，《爱达》给我造成的麻烦超出了我的其他小说，也许这种重叠的忧虑正是爱的极致。顺便说一下，说到我的第一个小仙女，让我借此机会来纠正一位不知姓名的家伙几个月前在伦敦一家周刊上产生的一个奇怪的误解。“洛丽塔”不应按英语或俄语习惯发音（那个匿名者认为应该这样发音），而发拉丁颤音“l”和轻俏的齿音“t”。

作为一个作家，您感到孤独吗？

20、30年代我结识的大部分作家是俄国侨民。我和美国小说家并没有真正的接触。在英国，我曾经和格雷厄姆·格林(3)共进午餐。我和乔伊斯吃过饭，和罗伯—格里耶喝过茶。孤独意味着自由和发现。沙漠孤岛可能比一座城市更激动人心，但我的孤单，总的来说没有什么意义。这是特殊环境——遇难的旧船、不测的风浪——的结果，而与性情无关。私下里，我是一个心地善良的人，热情、开朗、坦率、直言不讳、拒绝伪艺术。我不在乎自己的创作被批评或遭冷落，因而，想到那些与文学无关的人会因我发现D. H. 劳伦斯的作品很糟糕或认为H. G. 威尔斯是一个比康拉德更伟大的艺术家而心烦意乱就忍俊不禁。

您怎样看待所谓的“学生革命”？

惹是生非的人从来就不是革命者，他们多半是反动分子。正是在年轻人中间，我们可以发现为数众多的循规蹈矩的人和平庸的人，如成群结队、蓄着胡子的嬉皮士。美国大学里的示威者很少关心教育，如同砸坏英国地铁车站的足球迷们不关心足球一样。这些愚蠢的流氓属于一个家族——他们中间有头脑的人不多。

您的写作方式是什么？

没什么特别的。三十年前，我习惯在床上写作，墨水瓶就在床边，或者在白天或夜晚的任何时间里，我在头脑里进行构思。当麻雀醒来，我却进入梦乡。现在我上午站在小讲台前用铅笔在卡片上写作，但每当阴沉的日子，我在乡间长时间散步，蝴蝶也不来干扰时，我仍然在脑海里构思很多东西。下面是一个失意的鳞翅目昆虫学家的小诗：

在岩石上——

久久地攀登；

来对了地方，

却错了时辰。

您写日记或保存档案材料吗？

我是一个记忆力很差但热衷于记忆的人；我可以非常清晰地回想起景色、姿势、语调，以及无数的具体的细节，但记不住姓名和数字。

(1)　利物浦、利沃诺或维尔诺分别为英国、意大利和波兰城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