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纽约时报书评》 （1968）（第2/3页）

V. 纳博科夫如何看待自己的工作？

我对工作的感情总的来说并非是不友好的。无止境的谦虚和人们所说的“谦卑”这些美德使人不会沾沾自喜地唠叨自己的工作——尤其是当他缺乏这些美德的时候。我明白我的工作分为四个阶段。首先是构思（包括积累那些似乎杂乱无章的笔记及研究的隐秘指向）。接着是实际的写作和再写作，写在文具商为我订购的一种特殊卡片上，说其“特殊”，是因为这种卡片两面都有横格线，如果在写作过程中，一阵灵感的爆发将卡片扫到了地板上，你捡起来，看也不看就接着写，这种事可能发生——也确实发生过——即你写在了卡片的反面，标上数字，如“107”，接着你找不到第“103”号卡片，其实它就在背面，先前已经写过的了。当卡片上的文字誊清楚时，我妻子就进行阅读，检查笔画和拼写，再由懂英语的打字员打到纸上，读校样也属于这个第三阶段。书出版之后，要着手处理外文版权。我懂三种语言，不仅能说，而且能用这三种语言写作（就写作实践而言，我在美国所认识和知道的所有作家，包括一伙意译者，都是只用一种语言的）。我自己将《洛丽塔》译成了俄语（刚由菲德拉出版社在纽约出版）；但我能控制和订正的只有我小说的法语译本。这个过程充满了同大大小小各种翻译错误的较量，但另一方面也让我达到了第四个，也是最后一个阶段——在原文出版几个月后再次读到了我自己的作品。那时我会发表什么意见呢？对我的写作仍然满意吗？取得的成果与预期相符吗？理应相符，也确实相符。

V. 纳博科夫对以下问题，如关于现代世界、当代政治、当代作家、认为《洛丽塔》“乏味”的瘾君子的看法是什么呢？

我怀疑我们是否能假设一个“现代世界”的客观存在，以及艺术家对这一世界会有确定和重要的看法。自然，会有人努力，甚至长篇大论地来说明对现代世界的看法。一百年前在俄国，最雄辩、最有影响的评论来自“左”倾的、激进的、功利的、政治的批评家，他们要求俄国小说家和诗人描绘和审视现代场景。在那个远去的时代和僻远的国度，一个典型的批评家会坚持要求文学家成为“当前主要问题的报道者”、社会评论家、阶级斗争的通讯员。半个世纪前，布尔什维克警察不仅复活了19世纪60和70年代的这种所谓进步（其实是退步）传统，而且众所周知，强化了这一传统。在旧时代，可以肯定，伟大的抒情诗人或那个创作了《安娜·卡列尼娜》（音译应不带“娜”，她不是一个芭蕾舞女演员）(4)的无与伦比的散文艺术家会乐于忽视这些左翼、进步的对文化艺术无知的人，他们要求丘特切夫(5)或托尔斯泰反映政治和社会的思想交锋，而不是热衷于描写贵族的风流韵事或自然之美。这种可怕的原则曾经在亚历山大二世统治时期有所表现，今天每当听到在英美标榜进步的书评家呼吁多一些社会批评、少一些艺术上的异想天开时，我就想到那些可怕的原则如何演变成了前景暗淡的警察国家的政令（柯西金那阴郁的面孔比斯大林自信的小胡子更能说明这种暗淡前景）。“现代世界”这一已为人们接受的概念仍然在我们周围泛滥，它属于同一种抽象的说法，如同古生物学上的“第四纪”。我所感受到的真实的现代世界是艺术家创造的世界，是艺术家自己的幻影，通过他的蜕变行为，成为一个新的世界，一定程度上是他生活的那个时代。我的幻影产于我的私人沙漠，一个干燥但丰饶的地方，高大的棕榈树干上刻着标志：旅行拖车禁止入内。自然，心存善良：希望他们一般观念的旅行拖车能驶向某个地方——奇异的集市、易上镜的寺庙；但一个独立的小说家不能从步其后尘中获得什么真正的好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