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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门没锁。”我说。

“你把房子里的灯都打开了，”他说。一股浓烈的酒味朝我扑面而来，“怎么了？”

“我们在等您，法鲁克先生。”我说。

“因为我！”他说，“啊，因为我!但愿你们去医院了。我刚才在看肚皮舞呢。”

“倪尔君小姐她没事。”我说。

“没事吗?我不知道，”他像是很诧异地说道，“她还好，不是吗？”

“她还好，您不进去吗？”

他进了门，然后转过身，朝漆黑的屋外望去，朝院门外微弱的灯光望去，像是打算再去某个地方一次似的。接着，他打开冰箱，拿出酒瓶。突然，他像是因为手里的酒瓶太重而失去了平衡似的，往后退了两步，瘫倒在我的椅子上，像个哮喘病人似的喘个不停。

“您是在糟践自己，法鲁克先生，”我说，“没人会喝这么多酒的。”

过了好一会儿，他才说：“我知道。”但他没再说什么别的。他把酒瓶抱在怀里，坐在椅子上，就像个小姑娘把自己心爱的玩偶抱在怀里似的。

“要我给您做碗粥吗？”我问他，“家里有肉汤。”

“你做吧，”他说。他又坐了会儿，然后便摇摇晃晃地走了。

我正要给他送粥去的时候，麦廷来了。他的手腕上打了一层薄薄的绷带。

“药剂师问起你了，姐姐！”他说，“听说你没去医院，他们很吃惊。”

“没错，”法鲁克说，“现在去还不迟。”

“你在说什么呢？”倪尔君说，“不会有事的。”

“我看了会儿肚皮舞，”法鲁克说，“和那些头上戴着菲斯帽的游客们一起看的。”

“怎么样？”倪尔君高兴地问道。

“我的笔记本在哪儿？”法鲁克问道，“我至少可以从笔记本里，从历史中找出点什么来。”

“麻木不仁的家伙……都是因为你们。”麦廷说道。

“你是想回伊斯坦布尔吗，麦廷？”法鲁克问道，“伊斯坦布尔也是一样的。”

“你们俩都喝醉了，谁也开不了车了。”倪尔君说道。

麦廷喊道：“我可以开！”

“不，今晚，我们兄弟姐妹几个就坐在这儿吧。”倪尔君说。

“都是无稽之谈！”法鲁克先生说道，他沉默了一会儿，然后又接着说道：“没有任何缘由的无稽之谈……”

“不!我每回都说，它们是有原因的。”

“胡说!你这么说是因为你接受不了事实。”

“够了，你给我闭嘴。”麦廷说。

“要是我们出生在一个西方家庭，我们会变成什么样？”法鲁克说道，“比如说，我们出生在一个法国家庭，麦廷你会高兴吗？”

“不，”倪尔君说，“他喜欢美国。”

“是这样吗，麦廷？”

“嘘嘘!闭嘴！”麦廷说，“我要睡觉了。”

“麦廷先生，您别在那儿睡，”我说，“您会着凉的。”

“你别管。”

“要我给您也端碗粥来吗？”

“哦，雷吉普！”法鲁克先生说道，“哦，雷吉普，哦！”

“端来！”麦廷说。

我下楼去了厨房，给他也盛了一碗。当我端上来的时候，法鲁克先生躺到了另一张沙发上。他一边看着天花板，一边和倪尔君聊着天，笑着。麦廷则在看手里拿着的唱片。

“太棒了！”倪尔君说，“就像是宿舍的舍友似的。”

“您不上楼睡吗？”我正说着，便听到老夫人在喊我。

我上了楼，花了好长时间才让老夫人平静下来躺到床上。她想下来，我给她拿去了桃子。我关上她的房门下了楼，这时法鲁克先生已经睡着了，他一边睡一边还发出了奇怪的喘息声，像个经受了很多痛苦的老人似的。

“几点了？”倪尔君小声问道。

“三点半了，”我回答道，“您也要在这儿睡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