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回家的时候，我去小店买了瓶拉克酒。问过倪尔君去不去医院之后，我便坐下来开始喝起来。倪尔君说“不，我不去”的时候雷吉普也听到了，可他还是用责备的眼神看着我。也许正是因为这个原因，我也就别指望他给我准备下酒菜了吧。我去了厨房，自己弄了些下酒菜，之后便坐下来，专心地想着那些词和画面。我觉得失败和成功不过是两个词，你相信哪一个，最终它便会找到你。他们不是在小说里写过吗：我已经感觉到所有的一切都已结束。可能是在奥尔罕的小说里有这么一句吧。雷吉普摆餐桌的时候，我动都没动，也没有理会他那责备的眼神。天黑之后他们扶着祖母下了楼，我把酒瓶给收了起来。可后来，麦廷却毫不遮掩地拿出酒瓶喝起来。奶奶也好像没看到似的：她像是在祷告似的，低声发着牢骚。过了会儿，雷吉普把她扶上了楼。我们都沉默了下来。

“快，我们回伊斯坦布尔吧，”麦廷说道，“现在，马上！”

“你不是打算住到仲夏的吗？”倪尔君问道。

“我改变主意了，”沉默了一会儿以后他接着说道，“我烦这儿，我们这就回去吧。”

“你不喜欢他们吗？”倪尔君问道。

“谁？”

“你的老朋友们。”

“你必须马上走，明白吗，倪尔君？”麦廷说，“这可不是开玩笑的！”

“那我们明天走吧。”倪尔君说道。

“我受不了这儿了，”麦廷说，“法鲁克，愿意的话你就待在这儿吧。不过，你得把车钥匙给我，我要带倪尔君走。”

“可你没有驾照呀！”倪尔君说。

“你不明白吗，姐姐，你必须走，”麦廷说，“要是出什么事可怎么办?你可别指望法鲁克。我可以开车。”

“你们都醉了。”倪尔君说道。

“你不想走吗？”麦廷问道，“为什么？”

“今晚我们就待在这儿吧。”倪尔君说。

他们都沉默了，静了好长时间。雷吉普伺候奶奶躺下后便下楼来收拾桌子。我看了麦廷一眼，他心里在想些什么我很清楚。他像是进到了一团灰雾里似的，屏住了呼吸。突然他松了口气。

“今晚我可不待在这儿。”他说。他站起身，像是带着最后一线希望似的上了楼。过了一会儿他梳齐整了头发，换了身衣服，下了楼，一身不吭地走了出去。直到他走到院子门口，我们都还能闻到他刮完脸之后往身上擦的香水味。

“他怎么了？”倪尔君问道。

作为回答，我稍作修改，念了段福祖利的诗：

“我又爱上了那一朵美丽的玫瑰，

数不清的争吵令它失去了所有的光彩与香味。”

听完之后倪尔君笑了。我们都没再说话，好像没什么话可说了似的。园子里也出奇的静，比雨后静得更深、更暗。我好奇地研究起倪尔君的脸来，它就像是被盖上了紫色的印章一样。雷吉普还在一旁进进出出忙个不停。我想着历史、不见了的笔记本和其他乱七八糟的事情。我像是受不了了似的站起身来。

“好了，哥哥，”倪尔君说，“你出去走走吧，心情会好点的。”

我没打算要走，可我还是走了。

“你自己当心点，”倪尔君在我身后说道，“你喝得太多了。”

出院门的时候，我想起了我的妻子，而后又想起了福祖利，和他想经受痛苦的愿望。那些迪万诗人[1]是出口成章呢，还是也得在纸上划上好几个小时才能写出那些诗的呢?我边走边想着这个问题，也算是有点事情干干吧，我知道自己不会马上回家的。街上充满了周日晚上的萧条，咖啡馆和夜总会里有一半的位子都是空的，树上挂着的彩灯有些可能被昨天的暴风雨打灭了。从人行道角落里的积水上骑过的自行车在沥青路面上划下了一道道弯弯曲曲的泥印。我回忆着自己骑自行车的岁月，青年时代，而后又想起了我的妻子、历史、故事、我应该送去医院的倪尔君、艾弗里亚·切莱比，摇摇晃晃地一直往宾馆走去。在那儿，我听到荧光灯在噼里啪啦作响，还有低俗的音乐。我犹豫了好长时间，我既想堕落一下，又想要清白。我觉得那些动不动就想到责任的家伙很奇怪。我一点也不喜欢我的意识，它总是想当场擒获我，它破坏了我的道德神经，就像那些在足球比赛里等在球门后面让守门员发疯的摄影记者似的!最后我终于下定了决心，进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