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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现在不想去，”她说，“吃完饭再说吧。”

吃饭时我舒舒服服地喝了一顿，因为奶奶没有下楼。雷吉普总是想让大家都感到愧疚，可我却偏偏装作没察觉出来。看到雷吉普的举动，我觉得最愧疚的便是他了：他可能是因为愧疚才觉得不幸福，又因为不幸福才觉得愧疚的吧。可也不完全是这样。仿佛我们都在外面，我们自己也知道，可我们需要置身其中的事情究竟是什么，我们却不知道。而天知道现在在哪儿的他，哈桑，在里面，可我们却在指责他，同情他。快吃完饭的时候，我甚至都有这种让人发疯的想法：要是倪尔君没有说他“法西斯”的话，事情也许就不会这样了。我肯定是喝多了。之后，莫名其妙的，这样的画面又定格在我的脑海里：我曾在报纸上看到过这样的新闻，在海峡的某个地方，可能是塔拉布亚的一辆带有折叠顶篷的公共汽车，在半夜连同车内的乘客一同坠入海中。而我，此刻，仿佛就在那辆车的里面，也坠入了海底，车里的灯依然亮着，大家都在紧张地望着窗外，窗外充满了死神的气息，黑漆漆的一片，就像个美丽动人的女人一样吸引着大家，我们在等待着。

吃完饭以后，我又问了倪尔君一次去不去医院，她说不去。我回到自己的房间，躺到床上，打开艾弗里亚·切莱比的书。读着读着，我便睡着了。

三个小时后，我醒了。我的心脏怦怦地跳着，我怎么也起不了床，就像是有头无形的大象压着我的四肢，把我按在床上似的。只要我想的话，闭上眼睛我就可以再度睡着，可我不想，硬是逼着自己起了床。我在房间中央傻傻地站了会儿，然后喃喃自语道：被称为时间的东西究竟是什么?我所等待的办法又是什么?快五点了，我下了楼。

倪尔君也睡醒了，可她还是躺在沙发上，看着书。

“我真想一直都这样病下去，”她说，“这样我就可以心安理得地躺着，看自己想看的书了。”

“你不是生病，”我说，“你的情况比生病要严重得多。快起来，我现在就送你去医院。”

她没起来。她已经是第二次读《父与子》了，她并没有理会我，就像个不愿意被小事情打扰的书虫似的说她想看书。就这样，我有机会和她说上会儿话了，这回，我要让她的内心感受到对死亡的恐惧。可她却笑了，她说她根本就不相信这样的事情会落到她的头上，因为她没觉得自己被打得有那么厉害。她继续看着手里的书，我呆呆地站在那儿，心里纳闷着她那被打肿了的乌紫的双眼怎么还能看书。

之后我便上了楼，一个房间一个房间地找我的笔记本，却没有找到。我一直在想笔记本上写没写什么和瘟疫有关的东西。找着找着，我找到了园子里，可我好像忘了自己是在找笔记本似的。走到街上的时候，我的心里也有一种类似的感觉：我是在逛悠，可我并不是毫无目的，可能我还是相信自己能找到些什么东西吧。

大街上和海滩上已经没有了昨日的热闹。海滩上的沙子潮潮的，太阳也不是很炽热，脏兮兮的马尔马拉海十分平静，褪了色的阳伞也被收了起来，透出的无助让人想到了死亡：就像是不能保全自我的文明已经做好准备要被不知从何处、如何刮来的飓风给刮跑似的……我穿过车流，一直走到了防波堤边的咖啡馆。在那儿，我看到了一位老街坊，他已经长大了，结婚了，身边还跟着老婆和孩子。我们聊了会儿，没错，绝望地聊着……

他告诉他老婆，说我是这儿最老的住户之一。他们周一的晚上好像碰到雷吉普了。当他问到赛尔玛的时候，我没有告诉他我们已经离婚了。接着他提起了我们年轻时的事情，诸如我们在船上一直喝酒喝到天亮之类的，这些我都已经记不起来了。之后，他又说起了其他的朋友，他们都在干什么。他见到了谢夫盖特和奥尔罕的母亲，他们下周要来。谢夫盖特已经结婚了，奥尔罕好像在写小说。接着他又问我有孩子没有。他也问起了大学里的事情，还谈到了死亡，他并没有窃窃私语，不过他说话的样子却像是在窃窃私语。他还说，早上这儿有人打了一个女孩，谁知道为什么要打她呀。就在人群中打的，大家都在旁边看着，却没人管。我们国家的人们已经学会了不管闲事了。最后他说希望能在伊斯坦布尔见到我，还从兜里掏出张名片递给我。起身时，我看了看他的名片，他赶紧解释道，他开了个作坊，还不能算是工厂，生产一些盆、桶和筐之类的东西，当然了，都是塑料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