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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记得去年我在档案馆里到处翻看的时候看到过一封信，这封信上的日期要比法庭记录和登记簿上的日期晚很多，这封信里谈到了这里，谈到了这一废墟处的一座驿站。我现在记得这封信是于19世纪末，甚至或许是20世纪初写的，这封信以一种令人吃惊的冷漠提到了在这里的某个地方出现的一些部门，提到了它们可能会与一种传染病有关。更让人吃惊的是，这封信好像不是从这个国家，而是从别的国家寄来的，或许是，对，像是被政府扔掉的。我之所以有这个印象，除了信件的日期之外，还有奇怪的国家名称和同样奇怪的印章。当时，我很快看完了信，随着那一刻的沉思，既没有写下日期，也没有记下编号，顺手就扔进了其他的纸堆中。当然，很快我就陷入了懊悔之中，想找出那封信来重新读一遍，花了一个小时到处翻找，但是没能找到。一回到伊斯坦布尔，这种好奇心愈发强烈了。我几乎就要认为这封信并不真的存在了，而与此相关的一大堆问题却涌进了我的脑海。这张与其他文件和卷宗都毫不相关的纸片，是谁把它放在这里的呢?信件里提到了死亡、传染病和瘟疫，是我真的就读到过瘟疫或鼠疫这样的字眼呢，还是我把这些字眼硬套上去的呢?还有那个国家?真的会有这样的事情吗?后来我突然之间想到了这个废墟。或许是因为我读到了他们被塞在某一个地方，或许是因为提到了一座驿站，或许是因为两者都提到了，我不知道。

最终我找到了那条小溪，它缓缓地散发着一种肮脏、腐臭的味道，但是里面居然还有青蛙。它们都不“呱呱”地叫了，好像是被有毒而又肮脏的东西熏麻木了，像粘在草和树叶上的沥青块一样，就那么待着。稍有些活力的，一听到我的脚步声，就以一种傲慢的懒惰样子跳进了水中。我记起而且也看见小溪在这里拐了个弯，也记起并看到了无花果树。但以前不是有更多吗?突然，一家工厂的后墙，抹去了我的记忆，把所有的一切都割裂了开来，让我回到了现在。但是，我甚至都不想去怀疑我去年读过这么一封信。

如果我在那封信中读过的东西昭示着曾几何时曾经发生过的一些事情的话，那也就意味着在我完全失去对历史的信念之前，我还有希望再像个人一样地多活几年。或许更长。我觉得我可以通过这场瘟疫来推翻一大堆故事。我把19世纪安纳多鲁没有发生过瘟疫这一方面的信念抛到了一边，只需要用在这些地方曾经建立过国家这一事实，我，一下子就可以把多得令人难以置信的“历史真相”剔除出去。这样一来，人们接受了的并且从没怀疑过的那些个故事，就仿佛不是一个个事件的组成部分，而像一杯水、像一个花盆一样，立刻就都那么悬在空中了。这样一来，一大堆信誓旦旦的历史学者，就会明白他们所做的不过是编故事而已，他们就会像我一样变得没有信仰。到了那一天，对于要出现的理论混乱早有准备的我，就会用我的文章和我的抨击把这些变呆傻了的人一一捕获。我站在铁路边，努力详细地幻想着梦一般的那一个胜利日，但我没有太激动。对我而言，追踪线索，追踪一个事件比证明我们的工作就是编故事要有趣得多。要是我能找到几条令人信服的线索，我会兴致勃勃地献出我的全部生命来进行一项可以证明奥斯曼帝国最后四百年的中心不是伊斯坦布尔而是别的地方的研究。过去我一直很羡慕伊卜拉欣先生，他花了整整二十年的时间，像个侦探一样，研究在君王去世后、新君王即位前的那一段时间里，谁，在哪里，什么时候宣布登基和发行银币，这二十年，他过得很充实。

出现在铁路那端的电力机车突然变大就开过去了。我想着瘟疫患者，沿小溪走着。读过了那封信之后，我脑子里想起这个地方，或许是因为我认为我在信里面看到过瘟疫患者们曾经有段时间被塞在驿站里，我心中有了一种奇怪而又明晰的感觉，这一感觉告诉我，只要我找到那些墙和石块堆，我就可以把它们想像成一个驿站，只要我能找到驿站，我就可以追踪瘟疫，在追踪瘟疫的过程中我就可以找到那个国家。我对历史的信念，似乎就在于我能否找到那些石头块儿。我不知道所有这些是不是我脑子里的一个游戏，我的脑子喜欢制造紧张气氛，乐于承受奇怪的痛苦，也喜欢松弛这种紧张气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