你这样回答吗？（第2/6页）

「不见得人人都会生你的气，我就不会，」我说，「我也不怕感情受伤，我就是盼望听听你伤中国人的心，伤得有没有道理。」

司神父举一个例子：有一次，在一项学术会议讨论过程中，司神父提出与某位中国学者不同的意见，对方从头到尾都不理不睬。甚至从一开始，这位学者听到司神父有不同的意见，就非常不高兴，立刻面露愠色，拒绝和他讨论。第二天，司神父亲自到这位学者的办公室，准备再试试和他沟通。谁知道学者明明在办公室，却教秘书小姐说：「不在。」司神父只好知难而退。

「所以，」司神父说，「我觉得和中国人讲理，比登天都难。有时候，你真是一点办法也没有。因为，他用逃避问题的态度来对待你，使你无计可施。其实，根本的原因是，他不想讲理，因为讲理会使他失去面子。你想，连学术界都只讲面子，不讲理，造成权威和垄断，又如何能要求一般的人民讲理？」司神父接着说：「当然，有时候，我和中国学者在一起讨论问题，我提出不同的意见，也有学者会说：『我不同意你，不过，我现在说不出道理，等我回去想想，再来和你讨论。』然而，能用这种态度来讨论问题的，实在没有几个。」

我问：「你是不是认为中国人讲礼，妨碍了讲理？」

「其实，讲礼和讲理，是可以同时进行的，」司神父强调，「但必须经过学习，同时要有起码的彼此尊重，能力也要相称，才能够讲理。至于『礼义之邦』大概是中国人后来附会的说法，应该称『礼乐之邦』才对，因为中国历史上说周公制礼作乐。」

司神父对中国古籍了解之深，令我惊讶。

「纪元前五世纪苏格拉底时代，希腊人自称是『理乐之邦』，」司神父用笔写出中文「理」字，表明不同于「礼」字，「他们非常重视音乐，认为音乐是理的完美表现，理如果脱离音乐，就像人生失去了美。希腊人的人生哲学，可以用一句话来概括：kalos k’agathos，前面一个字kalos，是『美』，后面一个字agathos，是『善』，中间一个k『是kai的简写，是『和』的意思。希腊人认为，人生最高的境界就是达到kalos k’agathos，美与善合一。善，存在于理中，美，表现在音乐里，所以，希腊人自称『理乐之邦』，和中国人自称『礼义之邦』，是很有趣的东西文化对照。」

我静静地听着。

「不过，」司神父说，「中国人讲『礼』，却只是虚礼——面子，『理』则受到压抑，不能伸张。且音乐的艺术功能，在整个中国文化发展中，一直受不到重视，连带和文学结合的戏曲，也发展得很迟。直到十三世纪元朝，蒙古的统治者，还不懂向中国民间艺术伸出政治高压的巨掌，中国戏曲才开始得到萌芽。」

中国人的礼，就是面子，司神父的话像一记春雷。

「另外和音乐相关的诗歌，中国也和希腊诗歌，大不相同，」司神父说，「中国人没有史诗（epic），没有像荷马那样壮阔的史诗。中国人的诗，常常只写一己、一时、一地的感受。诗意（image）虽美，但只注重个人，不着重对大自然的观察和描写。即使写，也只是用来烘托个人的感受，更不要说对整个民族观照的史诗。还有一点奇怪的是，蒙古人和汉人不同，蒙古人有史诗。」

「这个原因是什么？」我问。

「我还不是很清楚地知道，只是发现这个现象。也许你可以告诉我，中国人为什么轻视这些？」

听到司神父的问题，然而，我的思维却仍环绕在他前面讲的「中国人的礼，就是面子」那句话上久久不去。我回想起，不久前和司神父一起用餐的一幕：台北市中山北路二段，有一家装潢十分高雅考究，取个洋名叫Royal，中译作「老爷」的餐厅，三楼的明宫厅供应中国菜。我们去的那天，生意非常好，等了一会儿，终于等到一张刚空出来的桌子。司神父和我坐定后，女侍把前面客人吃剩的菜肴撤去，就在染了一摊酱油污渍的白桌布上，加铺一小块橘红方巾，立刻摆上我们的碗筷。她的动作，娴熟而自然。司神父等女侍走开后，指着露出酱油污渍的白桌布，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