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九章（第7/9页）

“这帮狗娘养的。”他说。

留在我脑海中的最生动的记忆之一，是从预备学校后来是从学院在圣诞节前后回到西部去时的情形。那些还在芝加哥以远地区的同学总是在一个十二月的傍晚六点钟聚集在古老蒙的联邦火车站上，在芝加哥的几个朋友此时已经沉浸在他们节日的快乐中，也到车站来和再往前行的同学们举行匆匆的道别。我记得从某某女校归来的姑娘们，她们穿着暖和的毛皮外套，记得呵着热气的聊天说笑和我们碰到老相识时的头顶上挥舞的手臂，记得我们彼此之间争相发出的邀请:

“你是打算去奥德伟家呢?还是赫西家呢?

还是舒尔茨家呢?”和我们紧紧地攥在带着手套的手中的绿色车票。最后还有那些停在月台门口轨道上的从芝加哥——密尔沃基——圣保罗的暗黄色的车厢，它们看上去是那样的令人快乐，就像是圣诞节自身那样。

当我们驶入这冬日的夜色中，真正的雪，我们西部的雪，开始在我们的两侧漫无边际地伸延开来，当雪片映着亮莹莹的窗户闪着熠熠的光辉、威斯康星地区的一个个小车站上的蒙灯火一闪而过时，一种凌冽蛮荒之气便好像突然之间融进到了这空气之中。我们从餐车回来穿过那冰冷的通廊时，不由得深深地呼吸着这清冷的空气，意识到了可又无法表达出我们在这一奇怪的时刻中与这原野的息息相关，在这之后我们便又会与它浑然融为一体而无法辨识了。

这便是我的故乡中西部——不是那望不到边的麦田和草原，也不是昔日瑞典移民住过的城镇废墟，而是那雾气蒙蒙的夜色中闪耀着的街灯和马拉雪橇的清脆铃铛声，和那窗内圣诞节日的花环被室内的灯光映射在雪地上的影子。我是它的一部分，由于每每感受着这漫长的冬季我的个性有些冷峻，又由于我在一座市镇中的卡罗威公馆（那里的住宅仍然是以世袭多年的家族的名字称呼）里长大，多少带有了一些自傲的气质。现在我才明白我所讲的只不过是一个西部的故事——汤姆，盖茨比，黛西，乔丹和我都是西部人，或许在我们身上都共同具有某种缺陷，无形之中它使得我们不能适应于东部的生活。

即使在东部最使我感到激奋的时候，即使在我最深刻地感受到它对于俄亥俄州以远的那些拥挤杂乱、低矮不堪的城镇（在那里只有童叟才能幸免无终无止的传讯）的明显优越性时——即使在那个时候东部对我来说也总是具有畸形的特征。尤其是西卵直到现在仍然出现在我那怪诞的梦幻中。我看它像是埃尔·格列柯的一幅夜景画:

上百所房屋，显得既陈旧俗气而又荒怪不堪，杂乱地簇拥在一起，它们上面的天空中阴霾密布，月亮无光，在这夜景中，有四个身着礼服的男子肃穆地抬着一副担架走着，担架上躺着的是一个喝醉了酒的女人，她身上穿着白色的夜礼服，一只耷拉下来的手上带着发出阴冷微光的珠宝。男人们煞是严肃地走进一所房子——走错了房子。但是谁也不知道这女人的名字，而且谁一点儿也不在乎。

自从盖茨比死后，东部就像这个样子总是萦绕在我的眼前。它超过了我的眼力所能矫正的范围。所以在空气中飘散起落叶燃烧的蓝色烟火，秋风还吹拂着晾在绳子上的湿衣服时，我便决定回到家乡去。

在我离开之前，我还得做一件棘手和令人不悦的事情，也许这件事还是不做的好。可是我想把一切都安排妥当，我不愿意托付那勤快而又冷漠的大海来冲刷走我留下的狼藉。我去见了乔丹·贝克，和她聊起我们俩一起度过的时光，谈了自那以后我所经历的事情，她在一只大椅子里静静地躺着谛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