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欧唐奈拿过听诊器听。他听到了一下心跳,但很微弱。他急切地说:“可拉明。”

在实习医生转过身去的时候,欧唐奈掀开被单,开始做人工呼吸。实习医生马上走了回来,一分钟也没有耽搁,手里拿着一个皮下注射用的注射器,正准备打。

“直接打到心脏里,”欧唐奈说,“这是我们唯一的机会。”

在病理办公室里,戴维·科尔曼医生越来越焦躁。自从那通电话打过来通知他们血液检测结果之后,他一直和皮尔逊等在这里。他们处理了一些积压的外科手术报告,但工作进展得很慢,两个人都知道自己的心思不在这里,现在已过去差不多一个小时了,一点消息都没有。

15分钟前,科尔曼曾经站起来,试探着说了一句,“要不我看看,实验室里有没有其他什么事……”

老人家看着他,他的眼睛像一条狗一样,近乎有些哀求地看着他,他问道:“你介意留下来陪我一会儿吗?”

科尔曼一怔,他回答说:“不介意,只要你愿意的话,我都不介意。”之后,他们又坐下来开始磨时间。

对于戴维·科尔曼来说,等待也很煎熬。他知道自己几乎是和皮尔逊一样紧张,只不过老人家表现得更明显而已。第一次,科尔曼意识到自己对这个病例投入了太多的感情。关于溶血试验一事,虽说是他对了,皮尔逊错了,对此他却没有一丝一毫的得意。现在他想要的,也是唯一想要的是,为了亚历山大,他的孩子能活下去。这种心情是如此的强烈,连他自己都感到惊讶。从没有任何事情能如此深切地影响他的心绪。他回想,也许在刚到三郡医院,第一次见到亚历山大时,他就很喜欢这个年轻人。再后来,遇见了他的妻子,知道他们三个人的根都扎在同一个小镇上,突然就有了一种亲人一般的心情,无法言说但那却真切存在着。

时间走得很慢,每一分钟都似乎比上一分钟更漫长。他开始想找一个问题去思考好把脑子都占满,过去,当他需要消磨时间的时候,这个办法一直都很有用。他决定从多个角度思考一下亚历山大这个病例。他想:首先,基于孩子的抗人球蛋白试验结果是阳性的事实,意味着母亲也有Rh致敏血液,他开始推断这是怎么发生的。

当然,作为孕妇的伊丽莎白·亚历山大,在第一次怀孕时就可能已经致敏。戴维·科尔曼继续分析:这可能不会影响他们的第一个孩子,他们告诉他,那个孩子是怎么死的呢?哦,对了,支气管炎。Rh致敏的影响,在第二次怀孕中更为常见。

当然,还有另一种可能性,伊丽莎白的身体在过去的某个时候接受过Rh阳性的血液。他顿了顿。脑海里一个还没有成形的想法呼之欲出,一种似乎将要跳出来可是还没有定形的思路,搅得人不得安宁。他皱了皱眉头,凝神细想。霎时,细碎的念头突然连接起来,他一直想不通的地方,活生生、血淋淋地站在那里。他想起来了:输血!那起发生在新里士满的事故!在铁路道口,伊丽莎白的父亲当场身亡,她自己也受伤了,但活了下来。

再一次,科尔曼凝神细想。他试图记起当天约翰·亚历山大说起的关于伊丽莎白的情况。一字一句重新涌现:伊丽莎白差一点儿就死了。但是他们给她输了血,她熬过来了。那是我第一次到医院去,我差不多在那里住了一个星期。

当然,时间一晃那么多年过去了,一切永远都无从考证了。但是他敢打赌事情就是这样发生的。他想:Rh因子的存在是在19世纪40年代发现的。过后又经过了大概10年的时间,所有的医院和医生才将其作为常规检查。在此期间,很多的地方输血前都不会进行Rh配型,新里士满可能就是其中之一。伊丽莎白卷进去的那场事故应该是发生于1949年,他记得父亲事后跟他提过这件事。